但他是杨荣,绝不会因为一个伟大的构想,就头脑热,那他绝不会是杨荣了,他历仕四朝,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载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曾五次扈从出塞。成祖誉为岁寒松柏,仁宗赐银印,文称”绳衍纠缪”,朝政得失准盖此印密疏。并亲写”勿谓崇高而勿入,勿以有所从违而忽怠”一文与杨荣共勉。皇室对杨荣的优遇可谓隆厚,而他未因恃宠而骄矜,仍守其”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这一次次的成功,靠是他谋略、眼光、见识才走到今日,世人称他自洪武至永乐,盖文明极盛之时也,若建安杨公者,其可多得哉。听其所言,观其所存,信一代之伟人也。而公复以达政务,善应变,最为上所亲任,凡制驭远方,饬师旅抚顺讨逆,虑边将有不能办者,必命公往图之,公决机策,皆适其宜。
其学博,其理明,其才赡,其气充,是以其言汪洋弘肆,变化开阖,而自合乎矩度之正,盖沨沨乎盛传於天下,得之者不啻,若南金拱璧,宝而蔵之,而今不可复得矣。他自问这话儿并非过分,即便是他敬重的杨士奇,也曾当着他的面赞他桓桓文敏,通才博识。遭际圣明,光奋于绩。承明廷阁,著作之庭。以翱以翔,舒叶振英。北裔西垂,从狩万里。职典署文,亦兼知武。外蕃胸臆,帅垣弱强。重瞳屡顾,数奏惟明,这些赞扬,在他看来,并不为过,事实上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担得起这份赞扬,而这些赞扬,也让他为人更谨慎,处大事时无比做到对得起朝廷,对得起旁人对自己这份赞扬,也正是这份使然,才让他一次又一次的询问自己,他们这做的到底是不是对的?即便是对的,自己是不是还要精细一些呢?
本着这份心思,他将两人这番话儿前前后后开始思索起来。
杨士奇与杨溥知道他性子,倒也不急,与杨溥一左一右坐在一旁,身后是一块不太长的横幅:“君子处其实,不处其华;治其内,不治其外。”这是杨士奇的手书,笔法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颇有大家风范,这话儿的含义倒也简单,有修养有名望的人务求实际,而不图外表好看;致务于自身的修养锻炼,而不计较自身以外之物。这是杨士奇大半辈子的真实写照,当时写出时候,杨荣、杨溥都大家赞扬,最后三人商议,便将这横幅挂在了内阁,作为警惕之言,时时提醒三人。
杨荣思索了一会儿,才有了些眉目,杨士奇、杨溥二人的谋划谈不上经天纬地,但的确是从大明实际出,一旦形成,利在千秋,但两人似忘记了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国人对商业的态度。
大明自ta祖出身淮佑布衣,从小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孤苦无依,入皇觉寺(位于凤阳城西门外)为小沙弥,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入寺不到二个月,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重八只得离乡为游方僧。后于至正八年又回到皇觉寺。
因其友汤和(疑似)的一封信,参加了起义军,并改名“朱元璋”意为诛(朱)灭元朝的璋(璋,古代的一种玉器),从而走上了开创大明的道路,登基后有感于昔日的困苦,最恨两种人,一种是贪官,一种是商人,对于贪官,曾洋言:“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这一点后来他登基皇位不食言,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这一点他的的确确做到了,第二种人就是商贾,对于这种人他是从骨子里恨,认为农民生产创造财富价值,而商人只是从中渔利,所以登基之初年,就下谕旨,规定商人只许穿布,不准穿绸纱。”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糜,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赊民之家不许衣锦绣”。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大明商人的定位,商贾再有钱,也不过是一介贱民而已,即便是永乐后,这种风气也没改变过,杨士奇等人要将大明从对农业上的依赖,转化为农商并存的局面,先要面临不是行不行得通,而是从洪武年延续下来的风气,若此等风气不开,再好的构想只怕也流于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