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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到了家,拍干净了身上的雪,喝了杯暖茶暖和了身子,便进了书房,这是他每日的习惯,不管多忙,杨峥亲自编辑的《大明士林报》他是一字不落的看,有时候看到好的文章时,没少不了要多诵读几遍。
与这份报纸,他最喜的大明学风、大明海航,前者算是开了风气,后者与下西洋大有关联,不得不看。铺平了报纸,飞快的浏览了其他的栏目,便直接翻到了大明学风这一栏,今日的文章是一直延续的流派——关学。
所谓”关学”即关中(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之学,是从地域角度而言的,无论是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又称为”关学”。如果就关学的内涵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
张载”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构成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太虚枣气枣万物,三者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气”一元论的唯物论之本体论,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展的一个里程碑。张载还从其”气”本论的哲学出,提出了”民胞吾与”的伦理思想,确立了他对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场。与一般理学的学派不同,关学特别强调”通经致用”,以”躬行礼教”倡道于关中,并且十分重视《礼》学,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问题。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和者就是吕大钧,接着,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张载为师。蓝田吕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加入至关重要,为〗≌〗≌〗≌〗≌,关学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可惜的是,张载病逝后,三吕却投奔二程的门下,靠近”洛学”,致使关学一时冷落下来。好在还有李复、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等人坚持进行研究,才没有使关学中断。但比起三吕来,他们的著述较少。三吕的主要著作有《吕氏乡约》《吊》《克己铭》《吕蓝田语录》《中庸解》等。这些著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忽必烈建元之后,并不看重儒学,而是把儒排在娼之后、丐之前,所谓”八娼九儒十丐”是也。这种疏离状态,使得儒家思想很难再登堂入室。这个时期,只有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三代极力倡导关学的精神。他们祖孙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实学风格和为人”气节”。于是有”杨氏三代”、”郁郁遗风”之美誉。元代文学家姚燧称颂杨恭懿为”西士山斗,学者宗之”。杨氏三代的努力,终于使关学在元代尚未失忆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明朝以理学开国,使儒家书籍遍及天下,为关学振兴开辟了一条坦途,在明初形成了一股风气,其展不仅呈现出多元、变异的特色,而且形成了严格的学派。俨然有取缔朱熹理学的势头,只是那恰好大明开国伊始,即有刘基、宋濂等理学家,与明ta祖朱元璋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注解为规矩。其后,解缙等人对明成祖朱棣的讲筵、入对,更是君臣唱和。遂于永乐年间,在朱棣的御临下,以程朱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即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作为治国齐家的统一法理和准则。程朱理学遂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关学这股风气没能延续多久,大概宗薛,而王氏之三原学派又属其别派,其学大抵推之事为之际,重在自得,不尚空谈,并注重气节。今日这篇文章就此等风气加以阐述,文章认为古之学者皆以言行为学,故无求饱求安者,志在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之,正其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将学与行紧密结合为一体。在自然观方面,该文章倾向于有神论、泛神论,谓”鬼神之谓德”能生长万物,福善祸淫,其感无以复加。鬼神视而弗见,听而弗闻,无形无声,但其以物为体,无物不有,如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木主为鬼神之所栖。鬼神有感必应,故使人敬畏而致祭祀。但他又指出,所谓对鬼神祭之”如在”,”言非实有也”,其言前后矛盾。关于心性问题,该文章认为,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性即天理之流行,因而性是善的,顺理而善者为性之本,不顺理而恶者非性之本。他不同意”已然之迹便是性”的法,认为已然之迹已经有善有恶,故不能称为性。该文章言心性,似乎排除了”气质之性”,而将其归结为纯善的天理之性。
文章认为性之理”甚微”,故当”尽心而穷究之”。”尽心”在”知性”之前,为”知性”的途径,所以该文章提出朱熹《四书集注》言”知性乃能尽心”为”不无颠倒”。关于”天理”、”人yu”关系,该文章是持对立论,认为天理人欲相为消长,有天理即无人欲,有人欲即无天理。在经济思想方面,批驳了企图恢复井田制的主张,认为井田之法令不可行。于儒家经典及传注,每有新解。认为《论语》、《子罕》篇颜渊唱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系颜渊”言己不定见,非圣道之有高坚前后也”。谓朱熹《四书集注》以为系颜渊深知孔子之道无穷尽、无方体而叹之为”非是”。认为《春秋》系孔子根据左丘明所作鲁史而撰写,非左丘明据孔子所修《春秋》而作传。文章并非多么深刻,但胜在朴实,而且许多见解上,也的确有独到之处,让杨士奇看得津津有味。
正看着,管家急急忙忙走了进来,告诉他门外有人求见。
连日的大雪,加上今日皇帝已延迟了公务时间,所以今日百官无疑都累了,年轻的指不定搂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年老的这会儿也喝着茶汤,看着书卷,思索着江南雪灾的动静了,这个时候断然没有出来的道理,所以一听有人求见,他微微感到有些奇怪,放下报纸道:“ 可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