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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朗似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或多或少不能理解杨峥的这说法,在他看来,百姓便是农户,农户耕种良田,想要获得好的收成,自然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经营,要不然哪来的产量!没产量一家人吃什么,总不能吃黄土吧,所以大明的百姓为了获得更高更多的产量,将大半的精力束缚在土地上,似宋朝那般自由散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这也是他疑惑的地方,大明的百姓明明是天下最辛苦的人,却偏偏是天下最吃不饱肚子的人,这种巨大的反差他不是没有深思过,可这毕竟是一个大得超乎他思考的命题,始终找不到方向,直到杨峥与他的一番谈话,让他多少有些感悟,宋代疆土小,人口多,除了宋代在农业上的寻求技术的突破之外,更大的好处来自商业,如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苏州、杭州、成都三个著名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规模宏大,分工细致,丝织品种类繁多,产品精致美观。
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纺织业的进一步。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业逐渐普遍起四来。宋人《木棉》诗中有“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机杼终年积妇勤”等句,反映了扦子、弹花、纺纱、织布的劳动过程,以及所用铁铤、弹弓、纺车、织机等各种棉纺织工具,这些在大明是看不到的,至少是眼下看不到,事实上在商业上获得得巨大成功,最直观最有效的说辞,就是来自宋朝的国库收入,大明自洪武登基如何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国库一直并不充盈,便是到国力强大的永乐一朝,国库也一直勉强能维持罢了,等永乐皇帝一死,继皇位的仁宗不得不竭力节省糜费,增加收钞的市税与“门摊”(京师北平各个城门口的卡子税)的税率,同老百姓声明一俟钞价增高,便减除这所增的税率。同时打击贪官来获取国库充盈,可即便如此,国库仍旧不够用,反而是宋朝,疆土不及明朝一半,常年战事不断,又是割地又是巨额的赔款,可即便是如此,宋代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大明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一百多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可论富裕程度远远不如宋代,这种直观的感受,让徐朗心头困惑渐渐明朗,从宋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而大明经过洪武爷励精图治数十年所得的赋税200万两,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但宋代却是个特例,狭小的疆土,连年的战事,巨额的赔款,迫使宋代不得不将眼界放开,转向了商业与海外的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