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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钟无疑是一把好用的倚天剑,在苏州局面未稳的时候,因母丧回老家耐住二十七个月了,这无疑是给他沉重的打击,他一直觉得在苏州碰上了况钟是幸运的事情,因为这位况大人虽是清流,可没有清流的固执,也没有清流的自命清高,做事情知道变通,虽有点倔,还有点不好说话,可有本事的人多少有点脾气,这与用他并无多大矛盾,事实上况大人很好用,不但好用,还很有动手能力,但凡命令下去的事情,从不大折扣,这样的一个干将,寻常的日子倒也罢了,可眼下的苏州城是玩玩离开不得的,最让杨峥担心的是,若苏州最有威望的清官轰然离去,百姓没了期望,而自己又没有强力的支持,还有几分把握去应付接下来的这场大战,之所以如此忧心,道理很简单,从责令富户退田后,他基本上把苏州的富户得罪光了,面对灾难,他们不上前推一把就不错了,指望他们帮忙,想都不想,所以能依靠的唯有百姓,而自己威望不够,难以让百姓信服,没有况钟在一旁协调,苏州还如何能治理?
这个变化来得太快,让杨大人有些反应不过来,但他毕竟也算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一阵慌乱后,也暗暗有了计较,这个时候的苏州绝对是离不开况钟的,既是离不开,那只能夺情了。
夺情,并非前世影视剧上看到的那么不可理喻,事实上不少朝代,为了因应各种局势,“夺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礼制,如《周书≈#8226;王谦传》:“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特加殊宠,乃授谦柱国大将军。以情礼未终,固辞不拜,高祖手诏夺情,袭爵庸公。”唐代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夺情起复制度,但在唐玄宗后夺情已较少见而已,久而久之夺情不为人所赞赏了,但也并不是说夺情就不符合规矩,也有因时而定的时候,比如大英雄岳飞就多次夺情起复。
绍兴四年 三月二十六日,岳母姚氏去世,岳飞三天水浆不沾,哭红了双眼,他与儿子岳云等“跣足扶榇”,从鄂州(今湖北武昌)徒步前往庐山安葬。史书记载:母病,“尝药进饵”,亲自侍奉;母亡,赤脚扶棺近千里。岳飞认为:“若内不能克事亲之道,外岂复有爱主之忠?”正所谓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母亲落葬后,四月初七,岳飞辞官,入住庐山名刹东林寺,准备守三年之丧。但当时金兵实强,宋高宗在主战派的劝说下,派遣赵鼎处理此事,赵鼎深知岳飞至孝,立即按例通过枢密院于四月初七与初九接圣文让他起复,同时请高宗下《起复诏》。所谓起复,就是指官员服父母之丧未满期而应召任职。当天,高宗遣使慰问,在常规奠礼外,加赐银千两,绢千匹,同时‘即日降制起复’。” 四月十二日,岳飞接到命他起复的密札,立即上了《乞终制札子》,希望皇帝“矜怜余生,许终服制”。不久,朝廷来使抵达庐山,岳飞准备以孝服谢恩,使者坚决不同意。岳飞接到密札与第一道《起复诏》后,再上《乞终制第二札子》。
第二道诏书行文“已降制命,趣卿起复。”在这道诏书中,宋高宗要岳飞“国耳忘家,移孝为忠”,“体几事之重,略常礼之烦”,希望他起复后“趁吏士锐气,念家国世仇,建立殊勋,以遂扬名显亲之美”。前前后后宋高宗一共出了三次起复诏,才让岳飞重新上战场,对此无论是宋人还是后世多赞扬岳飞的精忠报国,很少有人说岳飞不孝,这一面固然看到了宋代对夺情的宽容,另一面也可以说宋人在对丁忧上并非古板一块。
与宋代的宽松相比,明代对于夺情就要严重多了,朝廷早已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明英宗正统七年下令,“凡官吏匿丧者,俱原籍为民”;十二年又下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明代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有阁臣、尚书、侍郎等一些政治人物。一些人便利用各种手段,营求夺情。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伦理问题,所以极少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走夺情这条路,而这也是摆在杨峥面前最大的问题,事实上不仅是他,同样也是况钟的问题,杨峥甚至能想象况钟拒绝的神情,但无论如何,眼下的苏州城是离不开况钟的这一点无疑之意,所以杨大人决定还是去试一试,不管成功如否,总要付出行动才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而恰巧况钟便是能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