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整理,杨大人算是有些了眉目,正准备挑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早晨给太子上一课,却不想太子比他更着急,竟不等他安排,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派身边的公公王振来请人了。
自从暖阁的一次君前谈话,宣宗就命人取消了内学堂的大学士授课的规矩,改为王振,寻常翰林士子授课,所诵读诗书也多以《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历史典故为主,往日所学的《尚书》、《诗经》、《周易》、《礼记》、《春秋》减少了一大半,这事儿皇帝虽没说,但外亭的文官却不动神色的将这份功勋算在了他的头上,但凡有公共场合总免不了将这件事拿出来说道说道,一次两次到也罢了,偏偏说个没完没了让杨大人暗暗有些后悔当日的举动,但他心知肚明,当日若没有说服皇帝取消大学士授课的规矩,迎接自己的将会是另一番说法了,文人脸上的这张嘴巴,从来都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比起太监来更让人头疼。
出了这件事后,杨大人碍于往日的情份,颇有些不好意思的见王振,但凡有王公公在的地方,杨大人则是能躲尽量躲着走,本以为这辈子算是老死不相往来,却不想自己莫名其妙的做了太子的老师,想避都避不开了,王振进了门,倒也不客套,一屁股就坐在了一张绣墩上,面带笑容的道:“杨大人咱家奉命来寻你去授课,你看这天色不早了,要不咱这就去吧?”
杨峥还担心王振兴师问罪,本还有些紧张,却不想人家跟没事人一样,暗自骂了声自己没出息,拱了拱手道:“劳烦公公,杨某过意不去啊?”
王振道:“杨大人这说哪里话,要说过意不去,也该是咱家才是,杨大人仗义执言,让皇上老人家取消了大学士授课,给了外廷那帮文人说三道四的机会,这份恩情咱家都不知该如何回报,杨大人再说这话儿,让咱家好不惭愧?”
杨峥楞了一下,有些没回过神来,心想:“这剧情不该是这么走才对啊?”其实这事儿很好理解,那些大学士大多数来自翰林院,平日里就看不惯太监,碍于皇帝的旨意才不得不来授课,心头自有一股怨气了,所以在授课的时候也是有意无意的撒了撒气,当初内学堂请这些大学士来授课的时候,早就有规定对授业老师得客气,老师对学生则不用如此,这规矩起先只是体现在体罚上,如学生一旦背书不过关,或者书写实在不堪入目,或者污损书籍,还有其他犯规犯过者,翰林出身的老师有权叫这些不听话的学生交给本监提督去进行体罚,这种体罚起先也只是意思意思,毕竟这些太监大多数先前是没读过书的,更别用说写字儿了,老师的体罚则酌情,可随着这几年太监的实力日益强大,一些太监利用皇上给的权势对不少大学士政务上给予了干预,再者就是这些太监帮着皇上经营皇店,为了讨得皇上欢喜,在手段上就没顾全那么多,或多或少引起了不少大学士的不满,不少大胆的太监干脆在皇店周围皆设巡逻﹐凡“负贩小物﹐无不索钱﹐官员行李﹐亦开囊检视”﹐商贾舟车﹐亦皆有税﹐引起了不少官员的弹劾,双方矛盾随着权势日益扩大,多年不曾用上的重体罚也被大学士借此机会给用上了,比如铁尺打手;在孔夫子的画像前罚跪;站在圣人画像前,直立,上身向下贴着两腿,用两手扳着两个脚板,双腿不能弯曲,一次两到也罢了,次数多了难免引了不少太监的怨恨,加上这些大学士仗着学问高深,平日里授课极快,许多毫无读书底子的太监根本弄不明白四书是怎么回事,就被大学士,拉着去五经了,至于史书更是可怕,《资治通鉴》到也罢了,毕竟是咱汉人的历史,名字也好,治国良方也好,或多或少都从戏台上知道一些,可授课《元史》鞑子的名字又臭又长,往往弄明白了这个,忘了另一个,一堂课学下来,什么也没记住,本来太监对大学士这等授课方法就心有怨恨,再听那些大学士在皇上面前说他们的坏话,哪还有什么好脸色,用太监的话儿说,他们已就不待见那些所谓的大学士,若非怕皇上不高兴,这内书堂的课程未必肯去上,杨峥的一番建议无疑是说出了他们心头多年的想法,摆脱了大学士的束缚让他们别提有多高兴,至于学问,那些大学士本就没诚心授课的意思,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这不是还有王公公么,王公公的学问连皇上都说好,那还能比大学士差了么,再说了没了大学士不还是有一批刚进来的翰林学士么,他们学问未必比得上大学士,可面皮薄,手段弱,还不懂得官场的规矩,在内学堂还不是他们说怎么来,就怎么来,学东西嘛,先得学得高兴才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