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安明再次倒在椅背上，满心满身是那重重叠叠的疲惫感，而这种疲惫不是来源于工作，而是来源于他与顾澜的相处方式！她就像一个脆弱的瓷娃娃，每次触碰都必须小心翼翼，一是出于对她身体的考虑，二是因为她这性子所致。
其实他知道顾澜不想去西郊，每次去那里她都像是如临大敌，恨不能永远都别见到任佩茵。这其中自然有原因，且是结婚这么多年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局面，但最致命的一条便是，他和顾澜结婚20年没子嗣，任佩茵着急，顾澜又觉得心亏，所以两人的关系这几年一直不冷不热。
但乔安明毕竟是任佩茵的儿子，父亲早逝，是她一手将自己养大，所以作为儿子，他只能尽力平缓两头关系，只是顾澜和任佩茵的矛盾已经无可逆转，所以要做到皆大欢喜显然已经不可能，他唯一能做的是，让两人的关系不至于恶化。
因为晚上要带顾澜去看话剧，所以那天是乔安明自己开的车，半路又折去超市买了几样水果，用礼盒装着，拎到车里，直接放到顾澜座椅的脚下，柔声叮嘱：“待会儿你拿进去。”
顾澜会意，强撑着点头笑了笑，乔安明重新系上安全带，又宽慰了几句：“别闷着一张脸，我们吃完饭就走，话剧的票我已经叫小张去买了，到时候他会在剧院门口等我们。”
听到这里，顾澜总算神情缓和了一些，乔安明这才放心，动车子开出停车场，慢慢驶出市区，进入西郊界，道路便顺畅起来，路人也渐稀。
乔安明没跟顾澜结婚前一直住在西郊的旧院子里，两栋平层老房子，院里一颗苹果树，这便是任家的所有祖产。
细细算来，乔安明也算是官宦后代，因为任佩茵的祖父是清末进士，任过学政，所以任佩茵是生于官邸门楣，小时候家里还请了教书先生，后来时兴洋学校，她便去念了几年学堂。
60年代，国内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恰逢又是文化大革命，读过书的任家成为“臭老九”，家道从此中落，任佩茵便嫁了乔安明的父亲，当时他父亲是那片唯一一个懂点医术的人，出诊看些小毛小病，也就是现在俗称的“赤脚医生”，收入尚可，但没多大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