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微臣记下了。”张謇恭谨地答道。
洋务运动后,清廷已意识到工商业是强国之本;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也意识到,提振国势挽回人心,非选择变法道路不可,于是宣布实施新政,内容包括办新学、练新军等。
但实施新政便要花钱,苦于财政应付庚子赔款导致经费缺乏的满清朝廷当然十分窘迫。于是,捐官便成了一个资金来源,不仅对国内商人,而且对对华侨侨商的态度也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开始鼓励他们回国投资公益事业和展实业。甚至慈禧也放下架子,召见从南洋苏门答腊岛前来的华侨商人张榕轩,任之官职,希望能带动华商回国投资,并且捐资输血支持朝廷的新政。
而商人们也乐于通过捐纳巨资,获得政治地位的步步提升。比如张榕轩,用金钱开路,官职也是一升再升,初授福建同知,继升花翎三品衔、江西补用知府,直至花翎二品顶戴、广西尽先补用道。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满清的改弦更张对工商人士,以及海外的华侨华人是有好处的。比如清廷在南洋设立领事馆,开始注意保护当地华人的利益;对商人也放宽政策,由国内商人和侨商承揽的沪宁、沪杭、潮汕等铁路,都建成通车。
但新政由于官员**,保守势力阻碍,最主要是资金匮乏,而有所反复。而施行新政的成本无疑又摊派到税赋中,又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形成了越是改革,百姓怨气越大的恶性循环。相反,“新政”倒是为革命者准备了可资动的基本力量——新军与新式知识分子,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更为民国的创建提供了条件。
再加上历史欠账太多,上百年来旗人的特权,对汉人的欺压,实质上立宪成功是基本不太可能的事情。除非满清贵族以最大的诚意,以最有勇气、魄力的放权,形成实际上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体系,才有那么一点点希望。但——这是不可能的。
结束了觐见,张謇走出了颐和园,坐上马车前往住处。一路上,他都是若有所思,表情也不断变幻。
此次入京觐见,一来是奉召;二来是为了马上要建立的合资银行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请钞票行权;第三个目的则有些不好诉诸于外。经慈禧一问,张謇更犹豫着是否要继续按照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事了。
天津的北洋大臣袁世凯与末代状元张謇曾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纠葛,在名义上,张謇还可以称为袁世凯的老师。直到在一八八四年,袁世凯转而投靠政治大鳄李鸿章后,“露才扬己”,毫不避忌。致使旧主吴长庆难堪,恩师张謇气绝!为此,张謇写下绝交信,从此割席。师徒二人从此不通音信二十年。
来京之前,张謇曾给袁世凯去信,主动要求复交,这在当时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来自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因袁世凯已今非昔比,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营务处管带副营,而是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政坛要员。张謇当时为运动立宪而奔走呼号,急欲争取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于是,政治理想的光芒融化了私人恩怨的坚冰。张謇写信给袁世凯,希望其效法日本的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也及时回信,虽云尚需时日,但“愿为前驱”。
不想朝廷对袁世凯如此猜疑。张謇思来想去,认为暂时不宜与袁世凯直接接触,以免朝廷和慈禧疑忌。二人只通过书信来往,并不外露已经联络的事情,一在朝一在野,同声呼吁立宪,效果应该更好。
思虑已定,张謇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觉得心情畅快了许多。有了慈禧的支持,钞票行权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而顺势给陈文强请了赏赐,则是意外收获。在他想来,陈文强既已经在上海建立基业,被争取到立宪派中是早晚的事情。如此年轻有为的俊才,声望日高,正可以成为他的助力,或者是接过他的立宪大旗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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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阐述了一个定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的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通俗地讲,托克维尔定律其实就是一种“松动崩溃论”,它否定的是传统智慧所说的“残暴崩溃论”。也就是说,在君主残暴时通常不会崩溃,在松动时反倒崩溃了。它的道理就在于**残暴的时候,人们往往没有能力进行反抗,也看不到革命胜利的曙光;一旦君主**出现松动,一方面自由行动给人们带来了革命的机会;另一方面,手铐被打碎,就会使得脚镣的存在变得更无法容忍。
据陈文强所知,有两个案例,即苏联末期和清朝末年的改革,可以印证托克维尔定律。两个政权都是在政治松动和力图改革时,导致的全面崩溃。所以,他与别人的思路是不同的,并不认为满清的立宪和改革是对革命的削弱,反倒认为这是给革命提供的机会。(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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