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驾驶“切诺基”行驶在著名的青藏公路上。那一次,我差点到达拉萨,最后我还是把那一块圣土放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一遭,当然希望足迹遍布四方。但是如果毫无保留,真的走完了所有的地方,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到了尽头的感觉。
青藏公路空阔而寂静,除了我,没有一个活物。两旁是雪山,在刺眼的太阳下闪着白光。
我刚刚在纳赤台兵站吃过饭,喝了一点啤酒,心情很好。我把车开得飞快。
我要冲到昆仑山的顶巅,我知道那里的海拔比拉萨还高。我要站在最高处,看一看所有的城市和村庄,一言不。
太阳移了一大截,我觉得我都快摸到天了,可是公路还在朝着更高、更远的地方延伸。
我忽然有点恐惧,接着就感到气短了。我想到严重缺氧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动机不易燃烧,很可能熄火;二是人出现高原反应,甚至昏迷。而这两个问题都很麻烦。我是一个半吊子司机,车出任何故障我都将束手无策。这里是无人之境,万一我倒下了,那就等于把自己永远地献给了大山。
我固执地朝前走,我的心情如朝圣一样圣洁。
突然,那座碑就摆在了前方。那是一尊神。
我似乎还缺乏一点必要的心理准备,我的心抖了一下。
那碑的四周挂满了藏语经幡。天与地都凝固了,只有五颜六色的经幡在强烈地飘摇,极具动感。
我跳下车来,走近了它,我看见四个大字:昆仑山口。还有一行小字:海拔四千七百六十七米。
我终于到了,我靠着它用力吸了一口气。空气稀薄,阳光明媚。
我从口袋里掏出照相机的时候,猛然意识到我在这个地方将留下一个遗憾——四周没有一个人,而我的照相机又不能自拍。最后我沮丧地把照相机收了起来。
我想回返了。这个地方虽然平平静静,但我觉得它暗藏无限杀机。已经消失的恐惧又一次掠过我的心头。
这时候,不远的地方竟然传来一阵亮莹莹的歌声。
是的,歌声,一个女孩的歌声,唱得并不是很准,但声音很动听。在那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那天堂郊区,能听到歌声,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动的事情啊。
一个女孩走过来,她穿着军服,上等兵军衔。她的出现是一个童话。
我远远地打招呼:“你好!”
她陡然停止了歌唱,一边打量我一边慢慢走过来。
为了打消她的戒备,我想赶快在陌生的两个人之间寻找一个共同的纽带。《女友》大家都知道,于是我就拿出记者证,对她说:“我是《女友》人,我是周德东。”
她停在我的面前,笑了:“我知道你。”
我说:“你好像应该问问我怎么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她说:“一点也不奇怪,你就应该是这样。”
我说:“不过我倒有些不明白,你叫什么?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她说:“我把名字告诉你你也会很快忘掉,叫我上等兵好了。不过,假如几年后我们还能再遇见,你就应该叫我少尉了。我是来巡线的,这是我的工作。”
我说:“只有你一个人?”
她说:“三个。那边有一根线杆断了,另外两个开车到附近的纳赤台兵站去寻线杆,我在这里留守。”
我说:“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她说:“如果车不出毛病,只要三个小时。”
我说:“时间还早,你帮我拍几张照片吧。”
她说:“没问题。”
上等兵的摄影技术不错,她给我拍了三张。我只剩下三张胶卷了。一张我站在经幡间,一张我坐在“切诺基”里,一张我半躺在戈壁上,昆仑山顶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和她留下一张合影,只有这三张照片成了我的一生中的纪念。
她在镜头之外,你们看不见,我却能。即使是多年以后,只要我拿起这几张照片,我依然能像照片中青春的我一样,一眼就看见手持照相机笑盈盈的她。
这种偶遇实在是太稀奇了,五十年才修得。于是我在浩浩荡荡的风中对她说:“我在这里陪你等车来。”
她说:“好哇,只要你不怕冷。”
我说:“我是东北人,在冰雪里长大的。你呢?”
她说:“我是南方人。”
我说:“我也当过兵,1987年。”
她说:“当过兵的男人能看出来。”
我说:“我至今还保留着一身军服,不过都已经白了,我母亲经常帮我拿到太阳下晒一晒……而你的军服还绿着。”
她不解地看着我。
“那时候我的年龄和你一样小。转眼十年了。”
她笑了:“再过十年,我也来这里,遇到一个兵,我也对他说——我至今还保留着一身军服,不过都已经白了……”
我说:“这是缘,不可求。”
她认真地点了点头:“昨晚,我还真的做了一个梦,不过我在梦里遇见的是……”
我问:“是谁?”
她小声说:“是一只羚羊。”
我说:“那也许是我了。”
她说:“有篇文章叫《那个地方叫凯里》,你还记不记得了?”
我说:“怎么能不记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