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站起来，打断关书记的讲话：“关书记，我要说话。”
关书记只好点点头：“钱主任，你说。”他认识这个人，就是原来的车间主任钱德阳。
钱德阳居然掏出几页稿纸，捧在手里，显然有备而来，有板有眼地大声朗读起来：“下岗工人为什么不去改善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安于贫困，喜欢享受贫困的快乐？还是……？有人说：幸福生活是要靠追求的，城市贫民和下岗职工的困境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社会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懒惰才是造成贫困的直接原因……“我要说，说这些话的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因为他们没有当过昨天的工人。也不了解新中国工人所经历过的一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工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并不实际参与国家管理，那年月，最流行的口号是：一生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绝大多数人从进入工厂的大门开始起，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从事繁重而重复的工作。个人理想都被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所淹没。在一浪接一浪的劳动竞赛和为国家多做贡献的义务劳动和加班中，我们失去了青春和个人理想，我们已将我们的未来与工厂和政府捆在了一起，因为政府许诺，我们有劳动的权力。当我们年老体弱时，政府会照顾我们的晚年。数十年低工资政策使我们微薄的薪水只能养家糊口，维持简单的一日三餐，我们哪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提高和充实自己？我们早变成了重复劳动生产的工具。
“当我们面临下岗的命运时，我们技能单一，年龄偏大，文化又低，数十年低工资政策使我们并无多少积蓄。４０岁左右的人正是上有老要供，下有小要养，家庭负担过重的时节，离开工厂，我们一无所有。你说，我们用什么去拼？用什么去改变我们的命运？从昔日的主人沉沦为今天废人，你说，我们的心情能否舒畅？心态能否平衡？
“高昂的医疗费可使正常的家庭因病而负债累累。高昂的学费使穷人的孩子难入学校大门。为了每天的一日三餐，为了儿女的学业，我们托亲求友找寻就业的机会，但这时仿佛所有的大门都向我们关闭。嫌我们年龄大，学历低。
“我们无钱办厂开店，想摆个小摊，卖个早点，却被城管警察追得鸡飞狗跳，一不小心，箩筐扁担、小摊血本全被抓进了城管衙门。我们要工作，要生活，政府要政绩，要城市形象。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通过正常渠道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困难重重，所以我们才对前途悲观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