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的社会分工，最彻底的应当算是农民。很多农民，世世代代当农民种地，从来没有参与过经营活动，即便有也是将自留地里的菜背到集市上去卖，从最初几分钱一斤，到后世一两块钱一斤，但是，后世任何一个农民，只要愿意去工地打工，或者去别人家帮忙，一天管吃管住，也差不多有上百元的收入，因此，卖菜的那上百元钱，以其说是地里的收入，还不如说是他一天的劳动力收入。
市场参与度低，集约化生产程度低，导致土地收益急剧下降。
从这个角度看，华夏农民要想家致富，华夏农民要靠种地家致富，根本的方法就是将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集约化经营，以形成规模效益；而剩余的劳动力，则大量往城市移民，进行产业转移，如果能够达到米国的水平，即以全国2的农业人口，养活米国100的人口，这才是华夏农民真正达的时候。
华夏在农民产业转移上，也是经历过相当的“阵痛”的。起初，农民进城，给城市带来了活力；但很快，农民进城给城市也带来了麻烦，而且，由于政策的壁垒，农民也很难融入城市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有关“农民工”的问题。
后来，华夏有了自觉性的城市化理念，鼓励农民进城务工、购房，各项政策开始松动，为农民进城创造条件，但是，阵痛已经造成，社会风气难以扭转。华夏也一直承受着这方面的代价。
这个问题，赵无极看到了，而且看得极其深刻，但此时的赵无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么庞大的人口，如果突然涌入城市，城市就根本养不活他们。农民进城，根本上取决于城市经济以及工业和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容纳规模。
不过，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但局部和部分的问题，赵无极的建议也得到了采纳。
由于华夏比历史同期的工程建设更多，赵无极建议在农村实行“以工代赈”制度。以工代赈，华夏也是有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并没有给农民带来福利，反而带来的是负担。
赈，基本含义是救济。以工代赈，也即没有钱上交时，可以出劳动力来抵应该上交的钱。这是以工代赈的本义，在旧的时代这样做，确实没有错。
但是，新社会的“以工代赈”，理当有另外的意义：即，你们家实在是穷，穷得揭不开锅了，政府直接给你拿钱似乎不好，现在政府给你一个活路，如果你愿意去干，干好活后可以领取相应的薪水，这薪水，等于是赈济你的。
而赵无极以为，这个新的意义，在新社会下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否则，如果按旧时代的意义实行，新社会的新又在哪里呢？或者，在数千年的华夏历史中，这种新的以工代赈也曾实行过，譬如官府让流民修建水利，每天给几碗米之类的。
赵无极的“以工代赈”理念，在系统“方案优化”功能后，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华夏遍布全国的水利工程，遍布城乡的路桥整治，遍布全国的城镇的环境卫生等，都需要由政府主导来推进，而政府在主导之时，专业的问题可以交给专业人员打理，但一些非专业的工作，却可以交给就近的农民来打理。
虽然后来的农民工其实也是做的这些事，但那是市场的手段、自的情形，如果有政府力主推动，既不失为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又为华夏农民增收找到了一条路径。
赵无极也不是没有想过凤山的经验。凤山经验的推广应该有很好的效果，但前提是市场要激活起来，譬如凤山豆干合作社，完全是打了一个时间差，提前在市场形成了效应与口碑。事实上，在凤山之后，也有很多乡镇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可是，他们搞的类似机构其效果并不明显，或者小打小闹也行，但要想大财却难。
此外，像凤山的山珍，其道理也一样。后世的人工木耳产量很大，而且在华夏形成了一项重要的产业，但那同样得依赖于市场的培育。而且种木耳的农民，也只有形成相当的规模，成为所谓的种养殖业大户，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效益，否则，还不如出去打工。
有一个建议，赵无极认为自己提得非常好，那就是土地问题。赵无极的建议是农民的土地作为承包地，或者作为集体土地，一旦成为商业用地之后，其溢价部分，应该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分红”比例，而不是以几千块钱一亩从农民手中强行收购。
或许，这个世界上只有赵无极才明白，此时农民卖一亩地收了几千元，好像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农民由于不善于经营，这几千块钱要么拿去喝酒，要么拿去打牌，很快，这群人就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失地农民”，生活无依无靠。
事实上，在任何一座城市新建商品房或相关的城市设施时，都会有大量的零散的附属的商业设施，而这一部分商业设施，建设成本很低，但这部分设施的“分红”，却足够养活失地农民及其家人了。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