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很稳，所以在一次给士兵清创的过程中，被上级赏识，在一番考教之后，我从主要负责护理直接变成了主刀的医师。
不知道是出于民族对立的仇恨还是我本人骨子里的残忍。我在第一次给人开膛破肚的进行手术时，竟没有丝毫慌张，平静的就像是在宰杀一条案板上的鱼。
但这一点却却很受这群日本人的推崇。
田中少将不止一次夸赞我沉稳冷静，不愧是千叶繁的女儿。并亲自打电话将我在军中的表现转告给了千叶繁。
而我的军衔也从二等兵一举升至下士。
在日本人的军中，我每天听的最多的就是他们聚在一起炫耀自己又杀了多少中国人。我第一次真真切切的明白了，爸爸妈妈所说的国家和民族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医能救人，也能杀人。
我送到我手中的一具具肉体，实践着怎么救活一个伤重濒死的人，同时也悄悄练习着怎么让一个人悄无声息的死去。
我小心的把握着其中的分寸，竭力的救下那些即便活下来也上不了战场的人，用他们来证明我的医术，作为我积攒军功升级军衔的资本。
同时悄无声息的在那些明明只受了非致命伤害的人身上埋下隐患，让他们在重新走上战场之后，极容易因为一点点心跳加速就莫名死去，或一个不小心就脑充血。
这是我在潜伏期间能按照本心所作的唯一的事情。
每次看见日军死亡名单上的人出现我熟悉的名字时，我便会有一种隐秘的愉悦。
可我的这种暗中的小手段，和竭尽所能搜集到的各种情报，也依旧阻拦了日军对中国的侵略。
一九四一年末，日军正式向英美开战。
十二月八日中午，我随着日本大军渡过深圳河。行军途中，情报还来不及传递，三天后，日军就攻破了英军的重要布防，新界、九龙被占。
田中驻扎原地，并奉命派出代表要求英军投降，被港督杨慕琦拒绝。
一个星期后，日军增援抵达，渡过维多利亚港，并开始攻击香港岛，英军节节失利。
加拿大的温尼伯榴弹兵部队把守香港岛南区黄泥涌峡，不过最后亦遭日军强攻成功，并使香港最后一个水塘失守，英军面临断水断粮。
十二月二十五日，港督杨慕琦在日军总司令部半岛酒店投降，这一天也在后来被香港民众称为黑色圣诞。
我再次回到香港，虽然表面上是以胜利者的身份，但看着与四年前气氛完全不同的香港，内心感到万分悲凉。
而此时我并不知道，一个让我几乎绝望到想要放弃一切的消息已经传到了郭兴华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