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事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库房的员工,我暂时没动他;另一个是办公室文员,从九月后一直没去公司上班,我让人给他发了辞退通知。
十月底时公司就接到了劳动仲裁的电话,他申请了劳动仲裁。十一月时开过一次庭,但是因为对方找到了新工作,出差了无法出庭,就更改了开庭时间,元月七号星期一,早上九点在大兴劳动仲裁委开庭。
我看的出来有不少人都在观望,想看看劳动仲裁的结果,如果结果对公司不利,估计会有至少五六个人效仿他。
王律师,您在这方面有经验,您说我们现在这个劳动仲裁的案子有多大把握能赢?”谷总期盼的看向王川。
“谷总,您带案件材料了嘛?光凭您说我无法给出意见。法院打官司也好,劳动仲裁也好,都要看证据。”王川一脸严肃道。
“带了,刚才太着急了忘了给您了!”谷总从包中拿出一个牛皮文件袋,递给了王川。
王川接过文件后,一份一份的看了起来。
二十多分钟后,王川放下了材料:“谷总,材料我粗略的看了一遍。
员工要求贵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一共十二万八千元,还有拖欠的工资。
公司这边的证据案卷中没有,我问下您,公司有员工手册吗?九月份以后的打卡记录有没有?”
“我们有员工手册,打卡记录也有,我们公司是指纹打卡。”谷总道。
“这名员工签劳动合同了吗?”王川接着问道。
“签了,都在公司。”谷总道。
“我再问您下,这名员工住什么地方?也是在大兴那边吗?去新办公地址和老办公地址各需要多长时间?”王川问道。
“这事我还真跟他聊过,他住丰台。
从他家到大兴那边的办公地址大约需要三十分钟左右,从他家到海淀区新办公地址大约需要五十多分钟,最多了不超过一个小时。”谷总想了想道。
“时间上是差了不少,但是以帝都这样的超大城市来说,一个来小时的通勤时间很正常,他为什么不能接受?”王川疑惑道。
“他私下里跟其他员工说新办公地址太远,海淀那边人多,地铁挤。后来我又了解到,他媳妇也在大兴那边工作,距离我们的老办公地址不远。
他上下班都要接他媳妇,如果搬到海淀区工作他就接不了媳妇了。这不,我们刚辞退他,他就在大兴又找了一份工作。”谷总道。
“哦!我明白了,这样看来,只要公司搬迁,不管到哪去,他都不会跟着走的。他的目的无非是从公司要点钱,继续在大兴工作。”王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