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事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库房的员工，我暂时没动他；另一个是办公室文员，从九月后一直没去公司上班，我让人给他发了辞退通知。
十月底时公司就接到了劳动仲裁的电话，他申请了劳动仲裁。十一月时开过一次庭，但是因为对方找到了新工作，出差了无法出庭，就更改了开庭时间，元月七号星期一，早上九点在大兴劳动仲裁委开庭。
我看的出来有不少人都在观望，想看看劳动仲裁的结果，如果结果对公司不利，估计会有至少五六个人效仿他。
王律师，您在这方面有经验，您说我们现在这个劳动仲裁的案子有多大把握能赢？”谷总期盼的看向王川。
“谷总，您带案件材料了嘛？光凭您说我无法给出意见。法院打官司也好，劳动仲裁也好，都要看证据。”王川一脸严肃道。
“带了，刚才太着急了忘了给您了！”谷总从包中拿出一个牛皮文件袋，递给了王川。
王川接过文件后，一份一份的看了起来。
二十多分钟后，王川放下了材料：“谷总，材料我粗略的看了一遍。
员工要求贵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一共十二万八千元，还有拖欠的工资。
公司这边的证据案卷中没有，我问下您，公司有员工手册吗？九月份以后的打卡记录有没有？”
“我们有员工手册，打卡记录也有，我们公司是指纹打卡。”谷总道。
“这名员工签劳动合同了吗？”王川接着问道。
“签了，都在公司。”谷总道。
“我再问您下，这名员工住什么地方？也是在大兴那边吗？去新办公地址和老办公地址各需要多长时间？”王川问道。
“这事我还真跟他聊过，他住丰台。
从他家到大兴那边的办公地址大约需要三十分钟左右，从他家到海淀区新办公地址大约需要五十多分钟，最多了不超过一个小时。”谷总想了想道。
“时间上是差了不少，但是以帝都这样的超大城市来说，一个来小时的通勤时间很正常，他为什么不能接受？”王川疑惑道。
“他私下里跟其他员工说新办公地址太远，海淀那边人多，地铁挤。后来我又了解到，他媳妇也在大兴那边工作，距离我们的老办公地址不远。
他上下班都要接他媳妇，如果搬到海淀区工作他就接不了媳妇了。这不，我们刚辞退他，他就在大兴又找了一份工作。”谷总道。
“哦！我明白了，这样看来，只要公司搬迁，不管到哪去，他都不会跟着走的。他的目的无非是从公司要点钱，继续在大兴工作。”王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