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允炆的构想中,京师初等学院便等同于后世六年制小学。
古代的教育系统,主要分为两个内容,一为官学,二为私学。
官学便是中央或地方朝廷直接创办与管理的学校,可以理解为国立学校,在中央称之为太学或国子监,地方则为府州县学。
《周礼》记载:“乡有庠(xiang),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
庠、序、校、塾是古代地方各级学校称呼,很多人都知道“校”与“塾”,却不了解“庠”、“序”,但在一些历史古学院名迹中,往往刻有“荫泽庠序”四个字,指的便是荫泽学校。
早在西周时期便出现了官学,一直延续不绝。
官学不收取学费的,管吃管住,毕业了,还包分配工作。不像是你拜师孔子,还得送腊肉作为束修。
需要说一点的是,最初的官学实质上是权贵官学,如果你是平头百姓,也想去官学学习,那是没机会的。
这个时候想要学习,最好的办法还是养一头猪,杀了做成腊肉,给孔先生、孟先生送过去……
官学面向平民开放,是随着科举制逐渐发展起来的,存于唐宋之间。
朱元璋虽然出身草根,却深知教育之重,在开明初,他便直言:
“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
加上元末战乱,元朝“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学校废弛,人纪荡然”,朱元璋便狠抓了一把教育。
最初设置国子学(国子监的前身),紧接着便下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在全国各府、州、县设置学校,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等教官。
在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诏天下立社学”,社学的出现,可以说是朱元璋的伟大之处,因为他将教育普及到了民间,让民间百姓有书读、有书看。
朱元璋规定府州县每五十户人家设置一个社学,二十岁以下孩子入学。
朱元璋的行为是好的,却没办成好事。
原因也很简单,社学的主课就两样:《大诰》与《大明律》。
你让小伙子们天天听你讲这个法律,那个法规,砍头剥皮之类的惩罚,谁也不愿意听啊,时间长了,不留下心理阴影才怪。
也不问问人家孩子是不是要去放羊,家里的白菜卖出去没有,就拉着去听课,这就很扰民了。
朱元璋听说孩子们还有家务,一抬手,把社学给废了。
好了,大明的官方小学无疾而终。
可过了几年,朱元璋又觉得,孩子有家务也不能耽误学习啊,于是一挥手,在洪武十六年,社学又给恢复了。
不过朱元璋还是知错就改的,既然官方小学扰民,那就改民办小学吧,至于学费,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想学就交,不想学,那就继续喂猪卖白菜去。
在州府县学与社学之外,朱元璋还关注到了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设置了宣慰司儒学和安抚司儒学。
除了这些“本科类”学校外,大明还存在有医学、阴阳学等专科学校。
明代市民文化的普及,学风之盛,都与朱元璋的教育体系有关。
《明史》在这方面,给了朱元璋高度的评价:
“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库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徽,山派海涯此明代学风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虽然史官说的话,难免有逢迎、溢美之嫌,但朱元璋重视教育,是不争的事实。
后来的圣人王阳明,他便推崇朱元璋的平民教育,并将其融汇在自己的教育理念之中。
朱允炆设置京师初等学院,一是为了弥补官办小学的空白,配合后续国子监革新;二是为了解决白莲教。
在内阁与翰林院提出的解决白莲教方略中,除了主张严惩、监控之外,还提出了一点,那便是启发民智。
这个观点是姚广孝提出的,他认为,人没文化不服管,不信你看,北面鞑靼、瓦剌,南面各土司,山里经常闹腾的,大部分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
反观历史,有文化的人很少造反。
不信你去找历史书,把自古以来的造反者列个表,文盲、半文盲占据绝大多数……
朱元璋一开始也是文盲,但人家是在造反过程中自学成才了,就建国之初,圣旨都写不好。
比如鬼子来了,朱元璋写了一封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就如此霸气的白话……
姚广孝的建议为翰林院所采纳,被朱允炆认可,加之灾民入京师已成定局,拖家带口的,总需要给他们安顿好。
百官对女子入学有警惕,不舒服,会反对,那咱就换一条路走。
灾民来京师打工干活,人家孩子丢家里不合适吧?
一起拉到学院里读书去,即可以解决了孩子学习问题,也免去了灾民后顾之忧,能全身心干活不是?
人家都成灾民了,你还计较男童、女童?
他们现在的身份,就一个,那就是大明受灾的百姓。
徐妙锦吃惊地看着朱允炆,又低头看了看是手中的建筑图,沉思稍许,才问道:“皇上哥哥没有说笑吧?”
“朕不会在这种事上开玩笑,京师初等学院的选址,便安排在国子监周围吧,一应花销,可用皇后名义支出。”
朱允炆认真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