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想起了历史上着名的一段对话,不是朱元璋的,而是朱棣孙子朱瞻基的。
朱瞻基问老农:“庄稼长得不错,能赚不少钱吧?”
老农回答:“我们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一刻都不敢耽误,即便是这样也只能算是勉强生活了,哪里还能挣钱啊。”
朱瞻基尴尬,不自在地又问道:“那你们冬天总该能休息了吧?”
老农诉苦:“冬天朝廷的徭役又下来了,比以往更累。”
这个老农不知道朱瞻基是皇帝,一定也不会知道自己与朱瞻基的对话会代代流传。
朱允炆看着乡野之间的老农,那永也直不起的腰,他们的一辈子,都交给了土地,交给了生存。
谁当家,谁做主,对他们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反正无论谁坐在上面,他们一样是农民,一样要四季耕作,不同的是官吏上门的时候会带走多少东西,就这点区别罢了。
其实也不能怪他们,自秦大一统以来,中原王朝分分合合,乱来乱去,真正在意百姓的王朝毕竟是少数,地主阶级主导的政权,不太可能站出来主张百姓与农民的利益。
与他们利益无关,帝国更迭又如何?
与他们利益无关,死几个皇帝又如何?
与他们利益无关,剃了头发留了辫子又如何?
不就是种地,活下去!
平日里没有人在乎他们,凭什么到了最危难的时候又要求他们在乎,要求他们去死?
崖山的血,怕是百姓最有觉悟的时候了,但自那以后,还有吗?
元末起义的烽火,无数百姓参与其中,只不过是为了活下去,可不是为了什么弥勒降世,为了成为王侯将相,为了打造理想的国家!
百姓没有爱国精神,没有集体主义,没有报效大明、死而不悔的觉悟,只是因为没有人在意过他们。
几千年来书写的胜负法则中,只有政治家,军事家,阴谋家……如果非要找出来百姓的位置,那就是板上鱼肉,任人宰割!
中原文明的兴衰罪过,是儒士在背,是地主在背,百姓只是垫脚石,不需要的时候踩着,需要的时候用力踩着。
所以,古代的历史的创造与延续,更像是统治阶层的手段,而不是某个主义中讲述的人民创造历史。
哪怕是最根本的力量来自于人民。
毕竟,大地提供了基础,最高的建筑是怎么样的,不是大地说了算,而是搭建建筑的人说了算。
朱允炆看着身体佝偻的老叟,第一次有些怀疑马、恩老师的理论,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认识不足的问题,不管历史的真正主人是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自己是大明的主人。
这个世界到底如何走,朝向何方,不是由这些百姓说了算,而是由自己说了算。
这话虽然有些狂傲,多多少少有点虚无历史主义的影子,但事实就是如此,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很大一部分都取决于皇室与官僚体系的治理,取决于最上层的人如何把控方向,如何决断与管理。朱允炆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也无法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但却可以如唐宗一般,轻徭薄赋,珍惜民力,克制自身的欲望与冲动,不轻易扰动民间,不轻易在民间掠取。
一路走,一路思考,朱允炆对于未来的执政方向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有什么样的朝廷,就有什么样的帝国。
朝廷不廉政,帝国必多病。
朝廷不给力,帝国不雄起。
官僚治理,依旧是施政的核心所在,也是所有问题的一个关键节点。
朱允炆的思维是发散的,从百业之人到国家兴亡,从爱国教育到历史主角,从由上而下到施政方向,不断补充着自己对大明的认识,不断校正着方向的刻度。
傍晚时,朱允炆并没有入城,而是选择留宿在上塘河边的客栈中,看着夜间依旧繁华,灯火通明的河道,心情颇为舒畅。
薛夏回来了,姚善以差役行为不当为由,将薛夏“请”出了地牢,然后雷厉风行,动作迅猛,先是命人查抄了胡氏粮行,后将胡忻有关联的店铺一律查抄,扣押账册与相关人等。
与此同时,王康御史之死的案件也在调查之中,仵作在“挨打一百棍”与“说实话”之间,选择了后者,供认是牢头刘林指示其作伪证。
看似天衣无缝的事情就这样被撕开了一条裂缝,姚善当即抓了牢头刘林,也不审问,也不说原因,上来就是五十棍,几乎将刘林给送到小树林去。
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的刘林,也顾不上什么金钱关系,不等姚善问话,就交代了胡忻下令自己杀掉王康御史,还给了自己五百两银子当封口费。
到了这个地步,胡忻已无路可走。
事实证明,地头蛇虽然勇猛厉害,但过江龙想要干掉他,还是一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