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乌斯藏地区,必须回溯至洪武年间。
明初,前元势力虽然退居塞北,但仍旧保持着相当强的实力,威胁着大明的生存,明与北元的交锋是明朝开国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核心问题,诸多问题的处理必然服从于蒙古问题的大局,对乌斯藏采取羁縻之策,是朱元璋不得不为之的选择。
乌斯藏的地理位置很是特殊,其北面是河西走廊与塞北,南面是云南(开国时尚未收回),又因被元朝控制日久,与前元关系紧密。
在明初战争时期,朱元璋不止一次担忧过云南、乌斯藏、塞北联成一体,形成对大明西部、西北、西南强大的威胁。
【认识十年的老书友给我推荐的追书app,换源app!真特么好用,开车、睡前都靠这个朗读听书打发时间,这里可以下载 .huanyuanapp 】
强攻乌斯藏,不是短时间可以结束的战争,加上大明初期财政困难,乌斯藏地区道路难行,想要进入乌斯藏长期作战缺乏条件,朱元璋思虑再三,确定了羁縻之策,以腾出手来收拾河西走廊与云南的北元势力。
在洪武初年,朱元璋派遣员外郎许允德至甘、青、康、藏各地招抚元朝土官喇嘛,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受招,上缴元朝所赐金银牌印,朱元璋顺势设置河州卫,并设置西宁卫、洮州卫、岷州卫,以汉藏官参治。
洪武七年,朱元璋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通过乌斯藏、朵甘和河州三卫实现乌斯藏的管理,之后将朵甘、乌斯藏二卫升为都指挥司,重用当地土官,后设朵甘思宣慰司及招讨司……
将元代的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改为乌斯藏都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通过一系列的都司、卫所等设置,朱元璋实现了对乌斯藏的“军事”管理。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设立西宁僧纲司、河州卫汉僧纲司、河州卫番僧纲司专管乌斯藏佛事相关事务。
纵览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对乌斯藏的管理与广西、云南的土司制度并没有多少区别,都是“分而治之”的羁縻之策。
朱允炆最初认为大明对乌斯藏的羁縻之策是薄弱、不堪一击的,但事实证明,大明对乌斯藏虽然采取的是羁縻之策,但绝非是没有制约手段的,乌斯藏不可能像广西土司一样,说造反,砍一棵树,挂个布条-子就造反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乌斯藏需要大明,其生存依赖于大明,而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大明对乌斯藏的羁縻之策看似薄弱,实则深重。
而大明控制乌斯藏的关键,就是茶。
茶马互市,是朱元璋“制驭夷狄”的手段。
汉藏茶马互市始于盛唐,盛行于宋明。但唐代时期,茶马互市刚刚兴起,官营垄断尚未形成。宋时则不再以钱帛易马为主,转而以物资易马为主,明初进一步强化,由朝廷专设茶马司负责茶马互市,如秦州、 洮州永宁、河州、碉门茶马司等。
乌斯藏“倚中国茶为命”,以茶为羁縻之本,推动茶马互市与朝贡贸易,让乌斯藏与大明之间维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
但和平不是根本,根本在于这一片土地谁说了算,在于大明王朝的皇权、最高意志能不能控制这一片土地。
朱允炆想要真正控制乌斯藏的想法已萌生多年,可想要真正实施却极是困难,加之内治、营造新都、西征等事掣肘,根本就没精力去考虑乌斯藏。
眼下御史上书,主张请乌斯藏佛教首领哈立麻入朝,加以册封,以强化朝廷对乌斯藏的控制,这确实切中了朱允炆的心思。
朱允炆传召内阁解缙、郁新、杨士奇,礼部尚书陈性善,天界寺主持道源、僧人智光入武英殿。
解缙等人见天界寺僧人来,不由地有些惊讶。道源、智光也似是不解,一脸茫然。
内侍挂起大明西南舆图,乌斯藏虽在其中,但许多地方都是空白,只是寥寥无几的标注。
朱允炆指了指舆图,开口道:“眼下西域初定,卫所逼近乌斯藏,无论是出于消除乌斯藏内部紧张的需要,还是强化控制乌斯藏的需要,朝廷都有必要与乌斯藏加强联系。但乌斯藏不同于西域,那里藏传佛教为主,百姓多是僧侣,如何让乌斯藏一直臣服我朝,还需仔细考虑。”
解缙恍然,怪不得议事找来天界寺的和尚。
道源与智光安心下来,原来是朱允炆开始重视乌斯藏,准备打探下那里的消息,这对佛门是一件好事。
“谁了解乌斯藏当下的局势,说一说吧。”
朱允炆坐了下来,目光扫向众人。
解缙、郁新与杨士奇都没有站出来,乌斯藏一直都不是朝廷政务处理的重点,偶尔有点事,也都是地方“自治”处理了,朝廷所管理的,只有茶马互市,做点买卖,可不敢说了解乌斯藏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