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负责人看他们这么多人都去了屋顶，怕出什么事儿，就报了警。等接到报警的警察赶到了之后，这边的情况也大致明朗了，在警察的监督和劝说下，贾老板终于肯拿出一部分钱出来支付工资，至于剩余的工程款，警方也督促了该项目的负责人尽快支付完成。最终该项目的所有工程款在2003年，上海楼市大涨之后，全部付清。
至于钱文辉的另外一个项目的钱也不是一点没有办法拿回来。小妹他们去找了之前肯为立强打官司的那些律师做了咨询，对方表示可以帮忙，但希望他们能做好心理准备，这种案子从受理到最终的拿到工钱，这中间肯定会耽搁很长时间，到最后到底能追回多少资金也是问题，希望他们能理解。反正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打这个官司。
钱文辉的案子经历了第一年上诉。第二年经sh市高院协调，将涉及对方公司的所有案件全都由sh市某中院统一执行处理。第三年，经sh市某中院调解，对方公司愿意接受调解，先支付一部分款项。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方公司未能履约，总经理也销声匿迹。由于对方公司已经资不抵债，所以法院随即查封了对方公司名下仅有的商业大厦一座。但在法院进一步调查又发现：该大厦已全部抵押给银行，并有重复抵押情况；其中近一半房屋已出售并有业主入住，还有些房屋出借他人作为商铺。经清理，法院在明确可供拍卖的房屋后，先后多次委托拍卖，但都无人接盘。
农名工们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又开始不断上访，生怕事件就此搁置，再也拿不到自己的薪资。好在法官们耐心解释，态度也非常诚恳的表示一定负责到底，农民工们心里其实也有是非曲直，只是有时候在走头无门的时候情绪会激动一些，好在最后结局都是好的。
又过了四五年的时候，就在所有人都不抱希望的时候，那座商业大厦被成功拍卖了。所得的钱款首先支付了大厦内业主们的损失和赔偿款，剩余的部分理应按照当时法律规定的顺序进行赔偿，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得先清偿银行债权，那么就会导致拍卖大厦所得的执行款将所剩无几，民工欠薪就无法得到偿还。
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失望，将所有人心里的那点激情都磨灭光了，很多人变的偏激、激愤。好在，经过法院会同政府部门召开了十多次会议，上门跟银行方协调，为民工“据理力争”后，经过各方半年多的努力，银行最终同意了法院提出的银行债权和被拖欠工程款按同比例清偿的方案。兜兜转转了八年多的时间，一会儿失望，一会儿绝望，一会儿痛苦，一会儿高兴，就这样辗转、癫狂了八年多的时间，他们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当年的那一份薪资。可沧海桑田、时移事易，当年的钱早已追不上如今的物价了，农民工的工资也从当年的几十一天变成了一百八一天，只不过等真正能到他们手的就不知道还剩多少了。
1998年的年底，钱文辉在忙着配合律师准备各种材料，丽丽和大女儿则是拼命的在那赚钱，保证家庭支出之外，还要想办法偿还当时因为工程的原因所产生的欠款。也是至此，钱家的大权也暂时掌握在了丽丽的手里，至于钱文辉在那之后也就再也没接过建筑工程，而是踏踏实实的帮着丽丽打理家装这一块的生意，好在那几年家装市场迎来告诉发展，日子过的也都不错。
立强那边还是没什么生意，他也所幸就乘着家装迅猛发展的档口，开始接些活儿，一家人的日子也过的滋润了起来。立富那边还是在建筑行业里打拼着，好在最后运气还不错，大大小小的工程也接了不少。小妹住处那边的回迁房开始一点点造好了，政府也按照一个村一个村为单位的一点点开始发放，所以年底的时候，他们那的本地住客都红光满面的，特别是那些赔偿款得的比较多的、房子位置分的比较好的，一个个走起路来都趾高气昂的。
1999年刚开年的时候，潘晓妹手里就攒着一大堆的装修单子了，全是来自周围的那些回迁房的单子，立强也在他住处周边接了不少装修的活儿。过完年没几天，所有人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一个个的都摩拳擦掌的等着找个好的日子开始干活。人越聚越多，闲来无事的时候就会扎堆聚在一起打麻将，这些人本身就喜欢没事的时候打打麻将，这会儿看到小妹通过打上海麻将认识了不少上海人，便各个学的更卖力了。
老三王夏竹今年马上要参加高考了，小妹他们又忙的焦头烂额的，都抽不开身，只能每个周六都忐忑的守着电话。那时候手机还不普遍，家里有手机的也就那么几人，王江湖和小妹夫妻两共用一部，老大王冬儿和老二王秋月各有一部，但都是她们自己挣钱买的，用的是她们自己的工资。王夏竹没有手机，太贵重的物品她一个小姑娘带在身上也怕有危险，所以除了王夏竹每个周六下午放假的时候，找个小卖部用座机给她和王江湖的手机打个电话外，他们基本上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