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天苦笑一下说:“我姓周的哪有这丧良心的天胆,是连新的办公室。他被抓起来后,我没有地方办公,厂办刘副主任就打开这个办公室让我先用着。”
王步凡很生气地说:“工人不下工资,厂长照样搞奢侈腐化,工人咋能不告状?我看那个连新该枪毙,纯粹他妈的一个败家子。我们不坐这里,看着这些东西就让人气愤,就去办公室。你叫几个中层领导,再叫上几个职工代表,咱们开个座谈会。这么好的一个厂子,硬是让这些败家子给搞垮了。”周克天答应一声跑着出去了。
王步凡他们来到办公室,那个姓刘的副主任带着几个女孩子刚打扫完卫生,其中就有向阳。向阳想跟王步凡说话,王步凡使了个眼色摆了一下手,示意她不要说话,刘副主任带着她离开了。办公室里虽然打扫了一遍,椅子和沙刚刚用水擦洗过,还有点湿,屋里散出难闻的霉气。
这时几个中层领导和几个职工代表松松垮垮、无精打采地进来了,很散漫地自己找地方坐下。向阳提了个黑糊糊的烧水壶,拿了几个碗,给几位领导倒水。 王步凡心想厂子里连几个像样的茶杯都拿不出来,更不用说茶叶了。果然向阳倒了白开水就退出去了,那个刘副主任大概觉得这样的招待很丢面子,再没有露脸。王步凡说:“老周,你先介绍一下情况吧,然后让职工同志们再谈。”伊扬威立即拿出笔记本做记录。
周克天说:“我就从头说起吧。一九八九年以前,严格地说是一九八八年以前,葡萄酒厂的年产量是二十万吨,那时产品质量有保证,天南的葡萄酒是不愁销路的,效益自然是很好的,到了一九九○年职工从原来的八百名一下子增加到三千名,这其中一大部分是安排就业的商品粮子弟,有三分之一是各级领导安排的亲属,工资总额每月从原来的四十万元,一下子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元。安智耀没有升任县长之前,提议将酒厂扩建成年产一百万吨的大厂,并亲自抓了这个项目。当初预算投资是四千万元,县里准备拿出两千万元,让厂里自筹两千万元。结果因为物价上涨,一九九○年酒厂扩建资金追加到六千万元也完不成扩建任务。安智耀看下不了台,就撒手不管了。厂里的钱已经花光,连流动资金也没有只好停产。当时库存还有百十万吨酒,就靠卖库存的酒给工人工资。
后来销售员和供销科长串通一气搞假酒,把仓库里的真酒拉出去卖掉,然后购进大批假酒,说是退货退回来的,弄到最后仓库里的酒也全成了假酒,卖不出去只好成了废品。到了一九九三年,原厂长被安智耀调到经贸委任主任,连新任了厂长。县长安智耀又提出让职工入股和社会集资,倒是集了一千多万元,可是连新根本不会管理企业,整天带着办公室的女主任到处瞎跑。后因职工闹事,这一千多万元一部分给职工了生活费,一部分被连新和情妇挥霍了,现在入股的人天天来讨账,厂里无钱也还不了。一九九六年法国一家葡萄酒企业有合作意向,提出中方以设备、原料和技术工人作为投资股金,人家负责流动资金和管理,实行职工聘任制和年薪制,扣除工资和纳税,利润四六分成,即中方得四,外方得六。跟安智耀一汇报,他说这是卖国条约,坚决反对。结果法国人很不愉快地走了。”
王步凡听到这里急忙插话问:“现在和法国方面还有联系没有?”
周克天说:“连新在任时,一直没有联系过,你让我负责后我想和法国方面联系,可是不知道人家的电话号码。”
王步凡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和法国方面联系。当初安智耀下的结论是错误的,外国人做生意为了赚钱,我们办厂子说得好听点是为了展,说得实际点不也是为了赚钱吗?人家从法国跑到中国来做生意,又要投资,不赚钱人家来干啥?这不存在什么卖国条约的问题,只存在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能不能双赢的问题。”
匡扶仪也说:“现在合资企业那么多,谁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有一方不划算就合资不成。王书记说得对,改革开放后全国合资企业何止千万家?怎么一和外国人打交道就会想到汉奸卖国贼这个词,这样很不客观,也不利于我们的展。”
王步凡见工人们都在点头,似乎对合资的事并没有抵触情绪,就说:“工人同志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咱们共同商量。”
大家一阵沉默,似乎面对县委书记谁也不敢多说话。停了一会儿,一个年龄大点儿的职工说:“外国人想来投资是看好咱们天南的水质和土质,特别是葡萄的成色好。另外咱们也有一定的品牌基础,如果搞合资,政府就必须大力号召种植葡萄,这样外国人才会放心,外国人不愁销售,人家在销售方面是很有一套的,但原料就必须依赖当地,政府如果再三天两头改变政策,今天东一套明天西一套,一届政府一个作派谁还敢跟你合作,即使来了,也会撤走的。”
王步凡觉得这位老同志讲的话很有见地,就鼓励他说:“你继续说,我听着呢!我们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决不会再东摇西摆了。”
周克天插话说:“这位是省劳动模范,李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