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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洲的车最后停在拆迁废墟里的教堂前。

以为自己至少能在这个秘密基地里稍作喘息，这个常年无人问津的破败地方今天居然挤了台大型挖掘机，铲斗张牙舞抓地挥向那还算完整的两面夹角的墙壁，碎落的砖块与墙漆掉落在那个忏悔室的屋顶。

等宋洲在凛冽的寒风里感知到自己身体的温度，他这个人已经挡在了挖掘机前。雪雪子停了，取而代之的是若有若无的细微冷雨，宋洲高抬双手做停止状，总要说出个理由，就支支吾吾地瞎编乱造，声称前几日在这儿丢了东西。

他特意又回了趟车里，把未拆封的两包中华全都送给了挖机师傅，随后回到那片废墟里踱步，低着头装模作样地，还真像是在找寻。走了几个来回后远处赶来个撑伞的黑袍男子，应该是另一个教堂里的工作人员，挖机师傅向他摊手，大声用方言回答：“不清楚啊，反正这个人说要等他找到东西。”

黑袍男子中等身高，身材被那袍子衬得更显肥胖和腿短，向宋洲走近时面色自带笑意，并不具备神职人员刻板印象里的严肃性。他问宋洲弄丢了什么，他可以帮忙一起找，宋洲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编，张口就来道：“牌子，一个木牌。”

黑袍男子站在离宋洲三步路远的地方，看着宋洲毫无头绪地在自己面前来回走动，如同和羊群走散的羔羊，迷惘了方向。宋洲其实不吃他们传教的那一套，黑袍男子开口讲故事的时候，他一开始还没仔细听。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有过留学的经历，只不过是在德国，一个华人稀少的小镇，被广袤的森林山脉覆盖。他在外语的学习上没有天赋，专业的完成度也堪忧，他郁郁到从学院和宿舍环境里逃离，独自步入自然风光的深处。

他在那个年纪，就是会觉得身处异乡无法毕业是人生最大的坎，于是想要结束生命，在森林深处精挑细选了棵歪脖子树。他绳子都准备好了，准备付诸行动之际脚边踢到了什么东西，低头看，一个木制的十字架，捡起来，其中一面用德语刻着一行字，翻译过来是：一个人要进窄门。

宋洲停下了脚步，后脊背发凉，鸡皮疙瘩从双臂蔓延到脖颈。

转过身，那个黑袍男子还是笑吟吟的，面色上带着憨厚的欣喜，要不是撑着伞，说不定还会忍不住拍手。

“人活着，总要有那么几个瞬间，感受到上天的指引，冥冥中有天意。”黑袍男子应该在无数人脸上看到过宋洲此刻的表情，所以并不感到意外。宋洲注意到他其实随身背着个黑带小布包，被黄色的巴掌大的小册塞得半敞，册子的封面上写着一行字----世界从何而来。

“我是山海本地人，回国后在村镇教堂里当值，闲来有空就发小册子。我会和街坊邻居讲通俗易懂的小故事，用自身经历做切入口，不然现在的年轻人啊，尤其是在山海，外地人比本地的多，我问他们信不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他们还会呛我，说如今的世道只信钱，他只信给他发钱的老板。”

“他还说，麒麟湾里的老板自己就是打工出身，却习惯称现在的工人为‘小工’，他还问我，你信的神有这样的口癖吗，在信徒前面也叫个‘小’字，你是小信，还是小徒？”

宋洲怔愣，这似乎和高云歌当初讲给自己听的不一样。

记忆里，高云歌当时喝了酒，用嘻嘻哈哈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寻常地和工友们吃顿夜宵，碰到个乱入的传教士，就也跟他开开玩笑。

这和黑袍男子描述里尖锐到有些刻薄的高云歌截然不同，至少在他们寥寥几面的接触里，这个青年工人是锋利的，刚强的，冷峻的。被拖欠辛苦钱的工人哪有肯忍气吞声的，何况那位包老板当时不止欠高云歌一个，他们聚到一块儿吃夜宵就是为了约定出一个最后期限，如果还没收到工资，他们就以高云歌为首，集体到他档口前拉横幅放喇叭。

这就是宋洲还是“澳尔康的宋总”时，打包工高云歌的真实处境。计件的临时工哪来劳工合同，想要维权不能指望工业区边上的劳动局里填繁冗复杂的表格，而是靠自己记工本上的一笔一画和老板的良心。

宋洲有种重新认识高云歌的恍惚感。

从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口中，他拼凑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劳工者的形象。当宋洲挥舞着理想主义大旗，给高云歌授予最崇高的褒奖，将书里的论调高谈阔论，他是真的天真烂漫到不自知，这山海从始至终都是高云歌的为奴之地。

天又开始飘下雪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