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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传国玉玺（第2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关于玉玺的异象记载：夜间发光、遇灾鸣响、水火不侵……这些神异描述虽难考证，但却反映出人们对玉玺近乎宗教般的敬畏心理。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实物，而是一种精神图腾，一种连接天地人神的媒介。

盛唐气象——玉玺的辉煌与再造

隋朝统一南北后，传国玉玺重新归于中央政权。杨坚建立隋朝时，宣称继承北周法统，获得玉玺。然而，随着隋末天下大乱，玉玺再度失落。李渊太原起兵，攻入长安，建立唐朝。起初并无玉玺，只能使用其他印信。直到公元630年，唐太宗派遣李靖击败东突厥，颉利可汗投降，献上传国玉玺。此事被载入《资治通鉴》，成为贞观之治的一大祥瑞。

然而，现代史学家对此提出严重质疑：突厥乃游牧民族，何来汉家玉玺？极有可能是隋末战乱中流落北方的仿制品，或唐代为强化正统性而进行的政治宣传。更有学者推测，真正的传国玉玺早在西晋灭亡时就已损毁或遗失，此后各朝所持者均为复制品或赝品。

即便如此，唐代仍高度重视玉玺制度。唐高宗时期，因认为一人独掌一玺不足以体现皇权威严，遂增刻“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共八玺，合称“八宝”。传国玉玺位列其中，地位最高。每逢重大典礼，必陈列八宝，彰显国体庄严。

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沦陷，传国玉玺一度被叛军所得，后随肃宗收复京师而回归朝廷。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加剧，皇权衰微，玉玺的象征意义愈发突出。朱温篡唐建立后梁时，强迫哀帝交出玉玺，后者悲泣曰：“朕今奉玺以授公，愿公善待苍生！”言语之间，尽显末代君王的无奈与悲凉。

五代十国——玉玺的伪造与滥用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极度混乱的时代，短短五十多年间，中原五易其主，各地小国林立。在这种背景下，传国玉玺的价值被推向极致，同时也迎来了最大规模的伪造潮。

后唐庄宗李存勖自称得自前朝遗老所献玉玺，举行盛大登基仪式；后晋石敬瑭向契丹称臣换取支持，事后宣称契丹归还了失落多年的传国玉玺；后汉、后周亦各有“获玺”记录。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出土的所谓“传国玉玺”多为普通玉石所制，工艺粗糙，文字错漏百出，明显为仓促伪造。

尤为讽刺的是，许多政权明知手中玉玺为假，仍坚持使用。因为他们清楚：民众不在乎真假，只在乎“有没有”。只要能展示出拥有玉玺的姿态，就能赢得士大夫的支持与百姓的认同。这说明，传国玉玺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物质本身，进入了集体心理认同的层面。

宋元之争——北狩南渡中的玉玺归属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宣称继承后周法统，获得传国玉玺。然而，靖康之变（1127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金兵攻破汴京，俘虏徽钦二帝，掠走大量宫廷珍宝，传国玉玺也在其中。南宋建立后，高宗赵构始终未能迎回玉玺，成为心头之痛。

为了弥补合法性缺失，南宋多次宣称“复得”玉玺。绍兴年间，有官员奏报在杭州附近掘得古玺，经鉴定为秦制，高宗大喜，举行祭天大典。但朝中大臣多持怀疑态度，认为不过是权宜之计。事实上，终南宋一世，传国玉玺的真实下落始终不明。

与此同时，金朝、西夏、大理等政权也纷纷制造或宣称拥有玉玺。蒙古崛起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虽不重汉式礼制，但在忽必烈建立元朝时，仍特意搜集前朝印玺，试图整合多元正统。元顺帝北逃前夕，据说携带传国玉玺退出大都，最终带入漠北。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多次派兵北伐，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寻回玉玺，可惜始终无果。

明清疑云——最后的追寻与终结

明朝虽未能找回传国玉玺，但朱元璋深知其象征价值，遂命人仿制一枚，作为宫廷御玺使用。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设专门机构保管历代印玺，其中包括所谓的“传国玉玺”。然而，据明代档案显示，该玺质地普通，尺寸不符，显然非秦汉旧物。

清朝入关后，接收明代宫廷文物，也曾宣称获得传国玉玺。乾隆皇帝酷爱收藏，亲自考证历代玺印，在《西清古鉴》中详细记录了宫中所藏“传国玉玺”的形制、铭文，并断定其为后人仿造。他在御批中写道：“此玺文不合秦篆，纽式亦异，必系赝鼎。”但他并未销毁，而是将其与其他古印一同陈列，作为历史文物保存。

至此，官方基本承认：真正的传国玉玺早已失传。那么，它究竟去了那里？

千古之谜——传国玉玺的可能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