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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1页）

我们上面讲了明代的黄册鱼鳞册和一条鞭法，却有一层重要之点，值得再提出。我常说，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它必然须和同时其他几项制度相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之牵动和影响。循此推说，任何一时期的各项制度，必然会互相配合，互相牵动影响，而形成一整套。即就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论，此两项制度之互相配合，及其互相牵动影响之处特别大。春秋时代的井田制，这是后代中国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即因当时贵族阶级为求便利税收制度之简化，而终于把此井田制度破坏了。北魏时代的均田制，也必先有三长制的整理户口册籍作准备。唐代的租庸调制，也因于当时账籍制度之淆乱而不可再行使。自唐代两税制以下，因于种种实际困难，逼得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放弃了。但即就税收制度这一项而论，自唐代制定两税制以下，依然要遇到种种困难。明代的黄册和鱼鳞册，依然如唐代之账籍般，终于年深日积之下而弊病丛生，而淆乱不清了。这又牵涉到地方政府即州县衙门的各项组织与其行政效能而受甚深之影响。而且也不尽在地方政府之组织与其行政效能上，而又得牵连及于地方自治的种种情况之不同。因此又必然牵连到各时代的社会形态。如春秋时代有封建贵族，东汉以下至中唐时期有大门第，晚唐以下迄于宋明，社会大门第全消失了。农户散漫，全成一新形态。这些都为了解中国历史上田赋制度种种演变所必须牵连论及的有关系的各要点。于此我们可以想像，我们今天若要再提出一项土地制度之整理，及新规划，其势仍会牵连及于其他一切制度之如何相互配搭，以及与社会上一般情状之如何真实适合的这一问题上。我们此刻来讲历史上的各项制度得失，正要我们了解一项新制度之成立和推行，其条件是如何的复杂，其考虑是该如何的周详的。

四、明代兵制

现在说到兵制。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并不远。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大的兵区叫卫，小的兵区叫所。明代的卫所，便如唐代的府。明太祖曾说：“吾养兵百万，要不废百姓一粒米。”这用什么方法呢？那就是卫所制度了。当时每一兵区，设在一个府里的叫所，连着两个府的叫卫。大约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叫做总兵官，所带的便是卫所军队。战事结束，总兵官把兵权交出，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还是同府兵制一样。

我们读历史的，读到明朝晚年，总觉得中国太不行。满洲不过是松花江外一个小部落，中国怎会抵御不住他？我们因这一番愤懑之情，便不免要多责备。其实我们该晓得，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的一回事，我们该就历史上切实来理会。这并不是说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政府专制黑暗，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想象话，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也会腐化，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不会始终紧张，维持原状的。它也会放松一下。就拿卫所制度说，此制度不算得不好，而且明代也凭此建立了辉赫的武功。后来国势隆盛，四境太平了，兵卒一生不见打仗，他们的精神当然会松懈。而且动员打仗，譬如打满洲吧，依照制度，要全国平均分调，不是随便单从某一地方调拨的。这说来并不错，但结果，全国各地的兵卒，几十万人集中到中央，早已是全国骚动了。而且他们间风俗习惯语言面貌，都是陌生的。打开武库，里面所藏兵器衣装，不知已是若干年前做好存贮在那里。拿出来，铁也锈了，缝的线也烂了。这也不能怪政府。当然不能经常隔三年两年要做二三十万套军装摆在那里让它一次一次霉烂的。纵是今天的美国人，也是临到不得已，才努力制造军用飞机的。若没有苏联大敌在前，他也不会造。明代也因于承平积久而军装霉烂了。一旦把这些破烂军装拿出来，分发兵众，临时仓促，胖子穿着紧的，瘦子穿着肥的，大家想调换一套称身的，军营里，你找我，我找你，也不是件容易事，大多数是勉强马虎穿上身。临出发，军队照例要祭旗，这当然并不是完全为迷信。现在军队出发打仗，也要预先演习，试试枪炮的。从前祭旗的典礼，要杀一条牛，这譬如今天大军开发前试炮般。据说明代那时，这条牛就杀不死。为何呢？这因武库的刀藏得太久了，锈了钝了，所以杀不死一条牛。祭旗杀牛用的刀还如此，几十万士兵手里拿得更可向。我们今天却不能单凭此等事骂中国文化不好，甚至说我们民族已衰老。这实在是因于承平过久，自然把战斗生活淡忘了。我们再看满洲人，他们戴的帽子，两边可以遮下，只从两耳到颌下，面部只露两只眼一张嘴。这因东北气候冷，放下帽来才可保护耳朵鼻子，不使冻脱。今天我们穿的马褂与长袍，这也是当时满洲的军装。为了骑马方便，长袍一面开袴，骑上马，还可把另一面的里襟搭过来，两条腿都盖着了。照中国内地人服装，骑上马，膝盖就露出，要受冻，僵了。两手为要伸出拿马缰绳，他们的马蹄袖，正好保护伸出的手指。我们中国的军队，有些是云南人，有些是广东人，自生以来，也没见过冰和雪。骤然应调到北京，穿上那些不称身的旧军装，再调到关外，大风一刮，精神惨沮，怎能同满洲军队对阵作战呢？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些，所以一碰上就不行了。当时中国一个总兵官杜松，被满洲兵一箭射死，就因为他帽子的铁锈了，箭头穿胄而入，总兵官都没有精良的甲胄，士兵更不用说。这些事，我们粗略读史是不会知道的。当时徐光启在南方，为此事屡上条陈，据他说：我们该从头练新兵，兵队数量不须多，每个兵都该量着尺寸作军衣，又要适合着东北关外的气候。当然刀枪武器也该要新的，又该配合各人的气力。如是才可谈训练。他把计划定好，政府也赞成，但户部拿不出钱，就没有能照样办。我们从这点看，可知一个国家的武装，物质条件也要紧，我们不能老是拿精神来战胜强敌啊。但明代大失败之后，受了教训，急速改变，那时中国还是能抵抗。不过中央政府垮了台，外面的军队也就难以支持了。从前宋代曾有过这样的争论，究竟养一匹马好呢？还是养二十五个农民好？好像现在说，究竟黄油好，还是大炮好？

军装封在武库里，全国农民普遍安静和平地过活，生平没有见兵革，这样的日子，也不该过分地咒骂。但一旦边境闯出乱子来，要他们仓皇跑出关外去，军装就是军队的生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物质条件之重要。物质条件配不上，单靠精神，哪能持久。我们的武力方面，经过几百年太平，也该会衰落的。突然出来一个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当然我上面之所说，只是历史事实中一小节。但总是比较落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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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清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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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与法术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分。而且一个制度之成立，也当然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要说建立一制度，而绝对地大公无私，不仅古代历史未之有，就是将来的历史，要说一个国家建立某项制度，而绝无人事关系，绝无私心夹杂，恐怕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现在再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还是出于私的多？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制度的意义重？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义。现在我们不妨照西方人的思路来略一讲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主权究竟在哪里。我们依照历史现实看，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它的政治主权，不可能操在一个人手里。若有一个人把这主权操在手，因国家太大了，他难得掌握住。故掌握政权者，一定得是集体的。譬如西方吧！神权有宗教团体支持。王权有一般贵族支持。俄国的沙皇，有许多贵族家庭拥护。法国大革命以前，也有很多贵族在支持其皇权。所以皇权政治，或者把此权分掌在贵族，或者把此权分掌在军人，我们可以说，一种是贵族政权，一种是军人政权，而往往这两者间又不容易区分。因为贵族大半都是军人，军人掌权，也就成为贵族了。今天共产党批评西方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当然英美社会上有许多工商大资本家都在拥护这政权。而共产党自身则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以上所说，神权皇权资产阶级乃及无产阶级，只要说到政权，则全是集体来掌握。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因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代起，已没有显然的贵族。说是军人政权吗？我们也看不出汉政府以下，是由军人掌握的。说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吗？中国一向没有资产阶级。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入政府，也有种种规定。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现在再问中国政治何以特地会发展出这一种制度来，把政权交付给一辈读书人，士，而存心防止贵族军人与富人穷人的一切专政呢？这便该进一步说到中国的政治理想之重职责而不重主权之一点上。此属政治思想的范围，但制度与思想实为一体之两面，故附带在此述及了。

现在再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虽说是一种士人政权，也不能无变态。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则称之为部族政权。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若说从来中国的读书人便全怀私心，要由他们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些话便无根据。因为读书人在社会上并不是一个显然的集团，像满洲人蒙古人般。毋宁可说是在政治制度下来奖励读书人，扶植读书人，而非社会上有一种特定的读书人来攘窃政权而存心把持它。只从东汉末年起，读书人形成门第，此后魏晋南北朝，我们也可说这时期是一种门第政权，当时的政权差不多全操在大门第手里。但在当时，实也没有特许门第来控制政权的制度。在当时制度上，则仍只是要把政权托付给读书人。但在社会情势下，则读书人全出于门第，因此门第在政治上便占了权。此乃一种社会趋势，政治积习，而当时制度却也没有特地用心用力来矫正它，如此而已。一到唐代，公开考试，把政权再开放，于是门第推翻，仍回复到士人政权的旧传统。今天我们则要讲全民政权，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这也可说是我们的理想。但若要真待全体民众集合起来掌握政权，这事还是不可能。这里面仍不免或以资产阶级为中心，或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或再有别的新方法，来代表着全民。如共产党主张有无产阶级专政，即其中之一例。若真要由全体民众来掌握政权，这仅是一理论。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说他们是代表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是代表着全民。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此刻西方则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用一种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不同在想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政府掌握政权呢？若照此说法，则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早就开放了，所以中国人一向便不讨论政府主权该何属。西方政府的开放政权来得迟，因此他们老是在争执政权该不在你们而该在我们，该不在皇室而该在民众，这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上偏重主权论之所由来。中国历史里的传统政权，据我上面历次所讲，早已不在皇帝了。皇帝个人，并不能掌握政权，仅至明代废了宰相以后，皇帝在政府的权是特别的重了。但也并不是在当时政治制度里，把整个主权交付给皇帝，皇帝也并不能说国家属于我。中国皇帝向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讲。单只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只有部族政权，才始是把另一批人来代替读书人，那便是元代的蒙古人与清代的满洲人，他们才是是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但在表面上，则单说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我们明白得这一点，才可来讲清代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