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对不行！”领导态度异常坚决，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开什么玩笑！去陕西的原始森林开山建铁路，环境那么恶劣，成年人都凶多吉少，小娃娃怎么能去？”
白素珍犯愁了：自己走了，女儿加枝怎么办？
交给三货么？三货老实本分，对姐姐百依百顺，只要把加枝托付给他，三货肯定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但是，三货已经是二十岁的小伙子，让他带着十岁的外甥女一起生活，多少还是有些不方便。至于白大货和沙桂英，自然不能有半点儿指望！
思来想去，白素珍觉得还是让加枝回王李村比较好。那里有加根，有奶奶，有好心的乡亲们。不管怎么讲，加枝还是王家的骨肉。把她送到王李村，不会受外人的歧视和欺负。
就这样，白素珍把加枝送回了王李村。
然后，她响应国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奔赴祖国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和大漠荒野，投身到了火热的“三线”建设当中。
成功地挤走姐姐和外甥女之后，白大货又与三弟商量，把家里的这几间土坯房拆掉，改建成红砖瓦房。
“钱呢？建房的钱哪儿来？”三货不解地问。
“钱可以由我和你嫂子去借，但你必须认一半儿的账债。”白大货回答说，“将来房子建成后，我们兄弟俩一人一半儿的产权。”
白三货想了想，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老宅确实太破了，下雨到处漏水，刮风四面透风。既抵不了严寒，也挡不住酷暑。如果不拆了重做，大哥在这里结婚也太不像样子。
兄弟俩统一意见后，白大货和沙桂英就去找他们的亲朋好友借钱，东拉西扯地弄到了六百元钱，开始拆旧宅、建新房。
新房建成之后，白大货和沙桂英就开始筹办他们的婚礼。
为了把婚礼办得红红火火，让更多的人见证他们的幸福，当然，也是为了多收些礼钱，两人到处散布消息、送请帖。白沙铺的亲戚朋友自不必说，同生产队的社员、白沙铺小学的老师、公社印刷厂的同事，他们个个都邀请。白大货还专门去万安村请他的生母，去王李村请他的姑妈，给远在陕西的白素珍发了电报。他甚至不辞劳苦，历尽艰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二弟二货和妹妹素华。二货在肖港公社，素华在陡岗公社，离白沙铺都不是太远——他们的父亲当年并没有把他们送给太远的人家。
多么好啊！借自己结婚之际，让离散多年的兄弟姐妹团聚，还可以让他们与亲生母亲重逢。白大货无限美好地憧憬着，想起那种久别重逢、亲人团聚的场面，他都激动得心潮澎湃了。
不过，他母亲并没领他的情，明确提出不参加他的婚礼，只是让与他同母异父的两个弟妹去捧场，凑个热闹。这个亏心的女人，不敢面对那些被她抛弃的子女，尤其害怕见到脾气火暴、从小就咒骂她的大女子素珍。她不愿意在大货的婚礼上，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这样太尴尬，也不吉利。
就这样，在那场热闹非凡的婚礼上，姓氏各不相同的七兄弟姐妹第一次得以团聚。当时的场面，比白大货预想的还要感人。
加根他奶得到舅侄儿大货准备结婚的消息，高兴得老泪纵横。白家后继有人，她那撞火车死去的哥哥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高兴之余，老人家又有点儿发愁：送点儿什么给大货作贺礼呢？家里没钱。即使有钱，王厚义也不会给她。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猪才四五十斤，不到出售的时候，食品站也不会收。鸡到能值几个钱，老人家又舍不得卖。家里量盐买油、给孙儿加根买铅笔作业本，都指望着母鸡下蛋呢！
加根他奶为这件事愁了好些个时日。
最后，老人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堂屋神台上的那个座钟上。座钟是她死去的丈夫从汉口买回来的，已经用了好几十年时间。钟的形状如同一块立着的土坯砖，不过顶部是弧形的。每半个月左右上一次发条，座钟正中的钟摆就会从早到晚不停地左右摇摆。到了整点时，还会发出“铛铛铛”的敲击声，隔壁邻墙好几家都能听见。
老人家把座钟从神台上抱下来，拂去上面的灰尘，用一块花布包袱小心翼翼地包好。到了大货的良辰吉日，她一手挽着装有座钟的花布包袱，一手牵着孙儿王加根，挪动着缠过的小脚，到双峰管理区搭班车到花园镇，再从花园镇转火车到陆家山，然后步行十多里路到瀤河边，最后坐小木船过河，就到了她的娘家白沙铺。
当加根他奶郑重其事地从包袱里拿出座钟，交给记账的司仪，并提出算三十块钱记入礼单时，白大货当时嘴巴都气歪了。他阴沉着脸，显出非常不高兴的样子，叫司仪不要收这座钟，让姑妈原物带回去。他说，这座钟根本就不值三十块钱，二十块钱都没人要！还有，结婚是大喜的日子，送座钟不吉利。送钟的谐音是“送终”，这不是咒他和桂英不长远么？
听舅侄儿这么一解释，加根他奶非常尴尬。她惶恐不安地表示，自己决没有这个意思！年幼的加根当时也觉得很没面子。他拉着奶奶的衣襟，躲在奶奶的身后，不敢说话，也不敢见人。三货见此场面，觉得大哥说话不妥当，做得也有点儿过分。他特别同情把他抚养成人的姑妈，就说了几句直话。结果，兄弟俩争吵起来了。
最后，还是正源他爸汤队长出面调解。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大货，告诉他“礼轻情意重”的道理。白大货这才没有继续发飚，咕噜了几句，就让司仪收下了这座钟。
白大货和沙桂英的婚礼办完之后，白三货报名参加了白沙公社建筑队。他也离开白沙铺，到武汉去干泥瓦匠打小工了。
转眼过去了一年。十月怀胎的沙桂英生下一个儿子。
几乎在他们喜得贵子的同时，又从白沙公社建筑队传回来一个噩讯：白三货在武汉遇车祸身亡。
白大货把月子中的沙桂英和刚睁开眼睛的儿子托付给丈母娘，心急火燎地赶往WH市。找到负责处理这起交通事故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时，别人提出，必须由死者的配偶或者直系亲属来谈判。白三货尚未结婚，只能由他的父母来谈，兄弟姐妹都不行。白大货于是赶到陡岗公社万安村，扶着他的老母亲重返WH市。
反正人已经死了，所谓谈判，就是商量赔多少钱的问题。大货和他妈开口就要一千元。公交公司拦腰还价，只愿意赔五百。大货猛然记起做房子欠下的六百元债务，就把赔款的底价锁定在六百元。又经过了几轮谈判，最后在公安局交管部门的调解下，公交公司答应了六百元的赔款要求。
带着六百元现金和三货的骨灰坛，白大货和他妈就打道回府了。他用那六百元现金还清了做房子欠下的账债，再才发电报给姐姐白素珍，通报三货死亡的消息。
事实上，如果白大货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是应该追究肇事司机刑事责任的。
据三货的工友讲，那天建筑队放假，他们在市郊乘车，准备进市内去逛一逛。当时，公交站候车的人很多。公交车进站时，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而是一边滑行，一边开门上下乘客。三货和蜂拥而上的乘客们一起，跟着汽车跑了好几十米。他刚抢上踏板，挤进了半个身子，车门就关了。三货的右手臂和右腿被车门牢牢地夹住，进又进不去，下又下不来。司机竟然不理会售票员的叫喊，继续开车行走。跑了好几分钟，到了一个拐弯处，把三货甩下了汽车……
工友们把三货送到协和医院，抢救了几个钟头，最后还是咽气了。
听说过这些情况，白大货当然很生气，但他只是装腔作势地诈唬了几句，并没有提出追究司机的刑事责任。
他心里很清楚，一涉及刑事责任，战线就会拉得很长，时间就会拖得很久。如果等到他姐白素珍参与其中，事情就麻烦了。那样的话，他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他只希望速战速决，尽快拿到赔款。而处理此事的公安局交管部门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公交公司赔款六百元，就草草地结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