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趁热打铁，让自己能够以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迎接第二支单曲《Runaway》的发行，以及《My Beautiful Dark Twisted Fantasy》11月22日的全球上架，坎耶于2010年9月4日在推特上发布了数条推文，时隔整整一年之后，第一次正式向泰勒-斯威夫特公开道歉。
“对不起，泰勒。”他写道，“我们都是艺术家，媒体和经理人总是试图介入我们之间的关系。她比任何人都值得这份道歉。感谢[推特联合创始人]比兹-斯通和埃文-威廉姆斯创建了一个我们可以直接交流的平台。”
在一连串看起来十分真挚的推文中，坎耶还透露他为泰勒写了一首歌。但在我们听到这首歌之前，泰勒就率先发布了一首关于坎耶的歌。
在2010年新一届的VMA颁奖典礼上，泰勒打着赤脚，演唱了全新单曲《Innocent》，以此纪念坎耶闹剧一周年。
“你是谁，并不取决于你做了什么，你仍然是无辜的。”
“没关系，生活是一个无情的观众。”
“32岁，却依然还在成长。”
就像纽约时报所评论的那样，《Innocent》是宽恕与复仇的一种巧妙结合，是“伪装成高尚行为的，极其精明的侮辱”。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教育一个三十二岁的成年男性该如何过好人生，如何继续成长，不要说坎耶忍不了，哪怕是波兹-马龙这种好好先生，也不可能受得了这种气，即便他是这场争端的始作俑者。
于是，2010年11月5日，坎耶-维斯特又公开撤回了他对泰勒的致歉。接受Access Hollywood采访时，坎耶声称，泰勒-斯威夫特的《Fearless》根本就不配获得格莱美的年度专辑大奖。在明尼苏达州KDWB电台的专访中，他更是进一步表示，2009年的那次醉闯舞台不是“傲慢”，而是“无私”。他还声称这次活动让斯威夫特受益，说他帮助她“登上了100个杂志封面，并获得了首周售出 100万张专辑的能力”。
《艾伦秀》上，坎耶-维斯特的回应更加全面，更能看出他对这件事的真实态度。他说，在VMA事件造成轰动之后，他不得不离开美国，到海外隐居生活了一段时间。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文化战士。我知道没人希望那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再也不会那样登上舞台，再也不会坐在颁奖典礼的观众席里。但我是否会对这些……对文化有着重要影响的事情抱有复杂的情感，特别是在这种文化多年以来一直被否认的情况下？对不起，我依然会。我不能为了卖唱片而撒谎。”
到这个时候，坎耶-维斯特当时借着酒劲冲上舞台的动机和初衷已经呼之欲出了。他针对的不是泰勒-斯威夫特个人，而是泰勒-斯威夫特身后，长久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白人主流文化。他是在为碧昂丝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鸣不平，认为当年成为文化现象的《Single Ladies (Put a Ring on It)》没有获得最佳女歌手MV大奖，就是对黑人文化和黑人女性的压迫与否认。
你很难责怪坎耶-维斯特有这样的看法，毕竟黑人文化长期以来被主流社会漠视、否定和打压是事实，而他拥有一个黑豹党成员的“文化战士”父亲也是事实。
虽然雷-维斯特没有积极参与到坎耶-维斯特的成长过程中来，但父亲的价值观，对坎耶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他反对MTV把利益平均分配的暗箱操作，就像他后来全网公开环球音乐的“不平等条约”，抨击犹太高层的贪婪一样，都是为了他心中那个理应公平的世界。
作为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姑娘，泰勒只是想在2010年的VMA舞台上，把曾经失去的东西找回来。你当着所有人打了我一记耳光，那我也还你一记。但在坎耶-维斯特看来，这就是“那个阶层”对他的再度打压。不管他是否退让、是否保持沉默，他们都要将他赶尽杀绝，把他再次驱逐到食物链的底端，让他回到“黑人应该呆的地方”。
当这种思想的枝芽被种植到坎耶那本就敏感多疑的脑海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2010年VMA之后，觉得两者已经扯平了的泰勒-斯威夫特开始积极缓和关系。她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慈善晚宴红毯上主动找坎耶-维斯特击掌，穿着坎耶设计的服饰登上时尚杂志封面，在2015年格莱美颁奖典礼的后台跟对方有说有笑，更是于同年的VMA颁奖典礼现场，亲自为坎耶-维斯特颁发了最重量级的“迈克尔-杰克逊先锋音乐大奖”。
“所有的其他获奖者，我真为你们感到高兴。我会让你们讲完获奖感言，但坎耶-维斯特拥有的，是有史以来最棒的职业生涯之一！”
用模仿坎耶-维斯特的诙谐方式，泰勒-斯威夫特想要向大家证明，她已经彻底放下了这段恩怨，但她似乎忘记了去探询坎耶-维斯特的真实想法。格莱美颁奖典礼之后，坎耶-维斯特告诉主持人瑞安-西克莱斯特：“她想进录音棚合作，我们肯定会去的。我对音乐没有精英主义，我不会歧视任何人。”
谁是精英，谁又是“原来”被他歧视的那个人呢？
“当我去看棒球比赛，全场六万人对我报以嘘声时，我脑子里会浮现出这样一种想法——如果我必须再做一次，我会怎么做？我会穿皮衬衫吗？我会喝掉半瓶轩尼诗，然后把剩下的送给观众吗？如果我当时有个女儿，我会上台从别人手里抢夺麦克风吗？”
接受先锋音乐大奖时，这段真挚、感人，却听上去有点漫无目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言，最能展现坎耶当时的心态。
“问题就在于事物的矛盾性：我确实在为艺术家而战，但在那场战争中，我却不知何故，对其他一些艺术家表现出了不敬。我不知道该如何说正确、完美的话。”
“我坐在格莱美的颁奖典礼现场，亲眼看到贾斯汀-汀布莱克和Cee Lo输掉了。Gnarls Barkley和FutureSex/LoveSounds这张专辑输了。我不是想让你难堪，但我看到了那个男人眼里噙着热泪。他应该赢得年度专辑大奖的啊，我们作为那个夜晚娱乐大众的人，却只能被限制在这个小盒子里，你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他们可以随意去胡说八道，编造谣言，但我觉得，当年的我，就是为了艺术家能够在成名之后还能勇敢发表意见而死的。”
Cee Lo Green是黑人，Gnarls Barkely是Cee Lo与Danger Mouse组成的灵魂乐二人乐团。贾斯汀-汀布莱克虽然是白人，但他的《FutureSex/LoveSounds》完全由黑人制作人Timbaland操刀，整张专辑洋溢着浓烈的R&B、放克和其他黑人音乐元素。这里，坎耶-维斯特再次为他在2009年VMA颁奖典礼现场的失格行为做出了辩护——他依然是一个文化战士，一个愿意为了捍卫黑人文化去死的战士。
“我不是政治家，兄弟们。但看看那块屏幕吧，你知道MTV重复播放了多少次我和泰勒的那个片段吗？这让他们获得了更高的收视率。你知道在这次颁奖典礼之前，他们预告了多少遍，泰勒会亲自给我颁奖吗？因为这能让他们获得更高的收视率。听听孩子们说的话吧，各位！”
“我很自信，我很相信自己。我们是千禧一代，兄弟们，我们有一种全新的精神状态。我们不会用商业品牌来控制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会给孩子灌输自卑与仇恨。我们会教我们的孩子，他们可以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有勇气为自己挺身而出。如果我的祖父现在还在这里，他绝对不会让我退缩。”
虽然坎耶-维斯特没有明确指出他话语里的孩子究竟是谁，但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能猜得到，他依然是站在被压迫的非裔美国人群体的角度，在为他的社群发声。2015年，Black Lives Matter的风潮愈演愈烈，美国社会也因为持续不断的种族矛盾而变得空前割裂，在这种情况下，坎耶-维斯特心中那股“文化战士”的火焰再度被点燃。除了公开宣布他要在2020年竞选总统之外，坎耶还准备好了要向迷茫的大众传播他所认识到的真理。
他想要让大众认识到，一直以来，都是犹太人在操控传媒行业和娱乐行业。他们把他当成玩具一样玩弄，并把“任何反对他们议程的人列入黑名单”。他要反抗这一现象，防止犹太的财富继续扭曲、矮化和伪造黑人文化，甚至整个美国流行文化。
而他要拿来开刀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当时已经通过《1989》这张专辑，成为历史首位三张专辑首周销量突破百万的艺人，离问鼎行业王座仅一步之遥的泰勒-斯威夫特。
在他看来，泰勒就是犹太势力挑选出来的下一个代言人。
一个近在咫尺的目标，一个必须被摧毁的目标。
因此，不管他跟泰勒-斯威夫特是否已经重归于好，不管泰勒-斯威夫特是否在Instagram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发布了一张与鲜花合拍的照片，宣称这是坎耶送给她的花，甚至打上了#KenTay2020这种幽默地宣布，要跟坎耶-维斯特一起参加总统大选的话题标签，不管粉丝们是否已经在期待他们传说中即将释出的合作单曲……坎耶-维斯特抛开了这一切和谐的表象，2016年2月11日，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了一次现场活动，为他的新专辑《The Life of Pablo》和时尚品牌Season Three预热。
活动门票没有对外发售，安娜-温图尔、卡戴珊姐妹和Young Thug等一众大牌都亲临现场为他庆贺。这时的坎耶-维斯特，已经凭借他在音乐和时尚圈的双重成功，成为了北美最炙手可热的新晋亿万富豪，正在朝十亿美元发起冲刺。
因此，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只能在Tidal平台上预约观看直播。整个直播体验完全是场灾难，由于大量用户同时尝试收看，流量巨大，直播经常停滞。
但到头来，这些琐碎的体验都变得不再重要。当晚所有人最大的收获，不是新衣服、专辑里的新歌，或者Tidal在直播领域的巨大失败——而是关于泰勒-斯威夫特的四句歌词。
在一首名为《Famous》的新歌里，坎耶-维斯特这样唱道：
“I feel like me and Taylor might still have sex。
Why?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God damn，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