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但文中并无“夏“的字样，禹似乎还具有神格而非人王，因而这篇铭文似乎并不能被看作是夏代“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
根据马克思历史理论，夏、商、周三代曾被定性为奴隶社会，此观点争论较多。奴隶社会以社会下层的广大奴隶群众为主要生产角色，然而就传统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掘工作并没有发现华夏上古时期广泛实行奴隶制度的迹象。卡尔·马克思总结古希腊、古罗马和古日耳曼民族的社会历史提论，原始社会的原生形态在向文明迈进时，衍变为次生形态，奴隶或农奴制度取代原始的氏族公社，他认为原始氏族制度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古代的华夏，氏族制度并没有消失，而它在很长的时期内顽强的保存着。在国家的萌芽期，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度无法承载对广大区域进行有效管理的任务，从而衍变为一种氏族封建的世袭制度。又在西周时期衍变为宗法封建制度。有效的施行奴隶制度需要一个完善的中央集权体系和一个强大的军事势力，这是夏代不具备的。华夏在三代时期曾施行过小规模的奴隶制度，但始终没有达到西方文明的规模。在古希腊的城邦里奴隶人口普遍超逾自由人口，奴隶人口占古罗马意大利半岛总人口的四成以上。三代社会的主体分别是“众人“和“庶人“，尽管社会地位低下，他们还是有家有户的平民，其生产作物通过“贡“、“助“、“彻“赋交于上，而不是奴隶制下的无偿掠夺。真正的奴隶只是比例占少数的罪人和战俘，他们并没有取代庶民主体成为夏商周社会的主要劳动力，而更多的是用于人祭。
九鼎，是华夏的代名词，以及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夏朝、商朝、周朝三代奉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战国时，秦、楚皆有兴师到周王城洛邑求鼎之事。周显王时，九鼎没于泗水下。后世帝王非常看重九鼎的权力象征与意义，亦曾屡次重铸九鼎，武则天、宋徽宗也曾铸九鼎。
相传，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贡献青铜，铸造九鼎，象征九州，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虽然在最早记录九鼎的《左传》中没有找到关于大禹熔青铜的记载，但是有提到说:在鼎上刻画有九州图，其实就是象征天下九州都是夏朝的，如此雄心豪迈的气魄也成就了“九鼎“成为夏朝的镇国之宝。综合两个故事我们都会发现，无论是熔铜还是刻九州，最后的鼎指的都是一座鼎。但是九鼎到底是一鼎还是九尊鼎还有待考证。
《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