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六月。
周世宗还至潞州，休息数日，再次出发，行至新郑县。县中为嵩陵所在处，嵩陵即周太祖陵，太师冯道监工，早已竣工，梓宫告成，冯道亦病死，终年七十三岁。
周世宗郭荣（柴荣）拜谒嵩陵，望陵号恸，俯伏哀泣，泪下如雨，至祭奠礼已经完成，乃收泪而退。
下令向守陵将吏，及近陵住户，赏赐金帛。
追封冯道为瀛王，赐谥号文懿。
冯道是景城人，早年在燕国，参见第六十七回，历事燕国、后唐、后晋、辽国、后汉、后周六国（代）十四主，在后唐、后晋、后周三代出任宰相，辅佐七位皇帝；且受辽国封为太傅，受后汉封为太师，先后荣升司空、司徒、太尉、侍中、太师、太傅、中书令，可以说是位极人臣。
冯道富有智慧，言谈幽默，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他为人清廉、节俭，待人宽厚，在五代乱世中，随波逐流，善于根据形势变化，以求容身之地。他也曾经自作《长乐老叙》，自述在历朝获得的荣誉。当时的人都推崇他的人品道德和宽宏的度量。
史家多批评他为人圆滑，处事模棱两可，专以逢迎为悦，阿谀自保。后来宋欧阳修着《新五代史》，讥讽他寡廉鲜耻，有愧于虢州司户参军王凝妻。
王凝是青州、齐州一带人，病殁于虢州任所，有子尚幼，其妻李氏携幼子带丈夫遗骸还乡，路过开封府，在一家旅舍投宿。偏偏馆主不肯留宿，拉着李氏的手臂，强行把她拉出门。
李氏仰天大哭道：“我为妇人，不能守节，乃任他牵我手臂么？不可以一只手臂而令我全身蒙受侮辱！”见门旁有一把斧子，便顺手取来，将自己手臂砍断，晕倒在门外，好容易才得苏醒。
道旁行人，纷纷聚拢围观，无不感慨，有人为之弹指，斥责主人不近人情，有人为之泣下。主人只好留她入住，用布帛给她包扎伤臂，乃得无恙。开封尹闻知此事，厚恤李氏，赐给药物，鞭打馆主，并且为李氏向朝廷请求表彰。
古人认为，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如王凝妻才算烈女，冯道最是无耻，最是不忠，若与王凝妻相较，真正可羞，愿后世勿效此长乐老呢！
其实，对王凝妻等烈女的表彰，是对其他女性的道德绑架。
冯道也曾经是个热血青年。曾经极力劝谏刘守光，因此下狱，几乎送命。
唐明宗时，冯道初次出任宰相，也曾多次劝谏。曾经建议同僚，应该同意安重诲辞去枢密使职务。当时如果安重诲真的辞职，安重诲能保住性命，朝廷也能保住蜀地。又曾附和安重诲弹劾李从珂。如果唐明宗能听劝谏，唐闵帝的悲剧也能避免。
他带头向李从珂劝进，还有违背石敬瑭的托孤重任，附和景延广拥立长君石重贵，也是务实，不可视为不忠。
辽太宗入主中原，冯道入朝，向辽太宗称臣，这一点似乎确实不应该，但是也因此挽救了无数生命。当时辽太宗问他：“你看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应声道：“此时就算佛祖出世，恐也救不得百姓；只有皇帝陛下才可救得呢。”
当时人都认为，正是因为这句话，辽太宗才没有尽情屠杀中原百姓。
郭威讨伐李守贞，向冯道请教，他也确实给出了独到的建议。汉隐帝被杀死后，郭威入京，冯道一开始并不肯向郭威下拜，仍有意保全汉朝。
欧阳修、司马光站在宋朝封建礼教的立场，对冯道的评论有失公允。
孔子认为，三纲五常，君为臣纲。君君臣臣，就是君王要像个君王，心怀天下，爱护臣民，臣子就应该忠于君王。君不君，像唐庄宗李存勖夫妇那样贪婪，自绝于臣民，则臣又何必忠于他！但是到了宋朝，腐儒开始提倡愚忠，很多儒家教义都被曲解。
周世宗郭荣（柴荣）返回汴京，进国丈符彦卿为太傅，改封魏王。
郭从义加兼中书令，刘词移镇永兴（长安）节度使，王彦超移镇忠武（许州）节度使，与昭义（潞州）节度使李筠（李荣），并加兼侍中。
李重进移镇归德（宋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张永德加检校太傅，兼义成（滑州）节度使；药元福移镇保义（陕州）节度使，白重赞移镇河阳（孟州）节度使，并加检校太尉；
韩通移镇彰信（曹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
这都算从征有功，所以迁官加爵。
其实高平一战，杀退劲敌，不可谓无功。只是进攻晋阳，有损无益，就是前时所得的北汉州县，一经周世宗还师，所置刺史，望风遁回，地仍归入北汉。只有代州桑珪，据城自守，终被北汉兵攻破，桑珪亦逃去。
周世宗耗去了无数军饷，结果是不得一城，可见用兵不应该轻率！从这一点来看，出兵前，冯道的劝谏，也是有道理的。
从此周世宗每日视朝，政无大小，全部亲自过问，百官但拱手受成，不加可否。
河南府推官高锡，上书切谏，大致劝周世宗择贤任能，不必每件小事都要过问，周世宗不从。
一日对侍臣道：“兵贵精而不贵多。今天，一百名农夫，不足养甲士一名，奈何还白白养许多惰卒，食尽民脂民膏？而且，勇敢、懦弱的士兵不加以区别，如何服众？朕观历代宿卫，羸弱的居多，又骄傲、胆怯不肯拼命，一经大敌，不是逃跑就是投降，回溯数十年来，国家屡次易姓，都是因为这个弊端。朕惟有检阅诸军，留强汰弱，方能振作军心，免得重蹈覆辙呢！”
侍臣一体赞成，遂命殿前都虞侯赵匡胤，大阅军士，淘汰懦弱，挑选精锐，充作卫兵。又饬令招募各镇勇士，全部送来京城，仍归赵匡胤简选，遇有材艺出众，即令补入殿前诸班。
此外马步各军，也由赵匡胤统将选择。凡从前骄兵惰卒，一概汰去。宫廷内外，尽列熊罴，军务方有起色了。
周世宗欲惩前弊，令赵匡胤检阅诸军，原是当时要策，但赵匡胤之得受周朝禅让，即伏笔于此。一切皆有定数，人定不能胜天，令人徒唤奈何！
是年冬十一月，北汉世祖刘旻（刘崇），忧愤成疾，竟至逝世，终年六十岁，在位四年。
次子刘承钧向辽告哀，辽穆宗耶律述律（耶律璟）册封刘承钧为汉帝，呼他为儿。刘承钧亦奉表称男，易名为刘钧，是为北汉睿宗，时年二十九岁。暂不改元，仍称乾佑七年。
北汉世祖刘旻（刘崇），曾经向辽世宗耶律兀欲自称侄皇帝。耶律述律与耶律兀欲是堂兄弟，按常规，刘钧（刘承钧）应该称孙皇帝。他比耶律述律还大五岁，只是称儿皇帝，没有称孙皇帝，还算万幸。
又在晋阳创立七庙，尊刘旻（刘崇）为世祖，复向辽国请求增援复仇。辽派高勋为将，率兵助刘钧（刘承钧）。
刘钧（刘承钧）即令部将李存瓌，与高勋同攻潞州，不克乃还。高勋亦归国。
刘钧（刘承钧）知国小兵寡，不可能胜周，乃罢兵息民，礼贤下士，境内粗安。只辽骑却屡窥周朝边境，不免骚扰。
周世宗因大兵刚归，疮痍未复，但告诫各边将，只准固守边疆，不得出战。
不久即是显德二年，公元955年。
周世宗仍遵旧时年号，不复改元。忽闻定难（夏州）节度使李彝兴，不奉朝命，拒绝周使。
周世宗与群臣商议，群臣多说道：“夏州地处偏隅，朝廷素来优待，此次不通周使，无非因府州防御使折德扆，厚沐国恩，得加旌节，李彝兴耻与他比肩为伍，所以有此变故。臣等以为府州褊小，无足重轻，不若抚谕李彝兴，善全大体。”
周世宗怫然道：“折家世代忠良，为国戍边。朕至晋阳，折德扆即率众来朝，且为我力拒刘氏。朕授他节钺，不过酬谢他的功劳，岂可一旦弃置！夏州只产羊马，贸易百货，全部仰仗我国，我若与他断绝往来，他便穷蹙，有何能为呢？”
折德扆乃折从阮（折从远）之子。他的女儿折赛花嫁给北汉名将刘继业。后来，刘继业归宋，恢复原来姓名为杨业。折赛花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折太君。说书人以讹传讹，称为佘太君。
乃下诏叱责，派供奉官驰赴夏州，李彝兴果然惶恐谢罪，不敢违抗。
周世宗喜如所期，更下诏求言，详询内情，并问及边事。
德州刺史张藏英，原来是辽国边将，两年回归祖国。他上书献策，说：“深、冀二州交界，有葫芦河（滏阳河）东西横亘数百里，应挖掘加深，足以限制胡马南来，以人力制造天险，最为便利。”
周世宗因此特派忠武（许州）节度使王彦超，彰信（曹州）节度使韩通，征发士兵、民夫，往掘河道。一面令张藏英绘图立说，再行详细奏闻。
张藏英奉诏，绘就地形要害，请旨入朝，面陈图说，请待葫芦河凿深后，即在葫芦河北岸李堰口，筑城置垒，募兵屯田，无事务农，有事从军，且自愿为统帅，前往前线效力。
周世宗喜道：“卿熟谙地势，悉心规画，定能为朕控御边疆。朕准卿所请，可即前去调度，毋负朕望！”
张藏英立即拜辞，回镇月余，募得边民千余人，个个是身强力壮，矫健不群。
那辽穆宗耶律述律，闻周军在李堰口筑城，派兵来争。王彦超、韩通分头堵御，却也敌得住辽兵。无奈辽兵忽来忽去，行止无常。周军进击，他即退去，周军退回，他又进来，害得王、韩两将，日夕防备，寝食难安。一班凿河筑城的民夫，也是惊惶得很，经常停工。
可巧张藏英募齐兵丁，前来李堰口，与王彦超、韩通商议，决计自为前驱，王、韩为后应，杀他一个痛快，使他不敢再来。
当下引部众驰击，横厉无前，辽兵已是披靡。张藏英又挺着长矛，左旋右舞，挑着处人人落马，刺着处个个洞胸。任你辽兵如何刁狡，也逃不脱性命。
王彦超、韩通二将，也率军从后面追上，杀毙辽兵无数，只剩得几个腿长的，抱头鼠窜，不知去向。
张藏英追赶至二十里外，远远已经望不见辽兵，方才引归。于是葫芦河疏凿得成，李堰口城寨竣工。
王彦超、韩通同时返镇，单留张藏英保守城寨，已足抵制辽人。
不久，周廷改称李堰口为大宴口，号屯军为静安军，即令张藏英为静安军节度使。
后人有诗赞道：
凿河筑垒费经营，扼要才堪却虏兵。胡骑不来河北静，武夫原可作干城。
长城有靠，朔漠无惊。
京都汴梁，自唐朝末年，朱全忠出任宣武节度使以来，逐步发展成为天下第一大城市。汴京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然后，汴梁以前只是州城，规模狭小，虽然朱全忠（朱温）称帝以后进行了扩建，仍然不够宏大，以至于朝廷各官署衙门，都不能集中在一起办公。
周世宗郭荣（柴荣）决定拆迁、扩充。
遂下诏，命把大梁外城，向外拓移，先在预先勘定的位置，插立界标，准备本年冬季，农民闲暇时，动工修筑，等到明年春天，农事开始，暂时停工，等到明年冬天，再继续施工，逐渐完成。
并且下令：今后民间坟地，都应远在外城界标七里以外，界标以内由县政府规划街巷、仓库、军营，以及官府衙署机关用地。多余的空地，由人民按照县政府的规划兴建家宅。
按照城墙、道路、官署等用地规划，旧城外、界标以内的杂乱民居，需要拆迁，坟地一律改葬。因此，引起一些人的怨恨，百官也有人以“孝道”为由，上疏反对。
周世宗道：“近来拓展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人终为人利。”
自此，宋代规模宏大的东京城，初露真容。
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
周世宗郭荣（柴荣）有感于自黄巢叛乱以来，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已经八十周年；而去年自己登基后第一次御驾亲征，就大败辽国、北汉联军，甚至差一点灭了北汉，遂思西伐东讨，南征北战，统一中国。
当下召入范质、王溥、李谷等宰臣，及枢密使郑仁诲等，开口宣谕道：“朕观历代君臣，欲求治平，实非容易。近自唐、晋失德，天下愈乱，悍臣叛将，篡窃相仍。至我太祖抚有中原，两河粗定，惟吴、蜀、幽、并，尚未平服，声教未能远被。朕日夜筹思，苦乏良策。想朝臣应多明哲，宜令各试论策，畅陈经济，如可采择，朕必施行，卿等以为何如？”
范质、王溥等，齐声称善。
周世宗郭荣（柴荣）乃召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余人，入殿亲试。每人各撰两篇文章，一是“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一是“平边策”。
徐台符等得了题目，各去撰写。有的是抓耳挠腮，煞费苦心；有的是下笔成文，龙飞凤舞。自辰时至未时，就是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三点，大家陆续告成，先后缴卷。
周世宗逐篇细览，多半是空洞无物，只把孔圣人的“修文德，来远人”之类的经文，敷衍成篇，不得实用。
惟给事中窦仪，中书舍人杨昭俭，说是宜征伐南唐，用兵江、淮，颇合周世宗心意。
还有一篇洋洋洒洒的雄文，乃是比部郎中王朴所作。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