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在冬月初八那天老的。
那年他十二岁。
在这之前，得知父亲卖掉了家里最后的一块田产，二仙堂掌柜的就不再给父亲赊账了。
告贷无门，走投无路时，父亲像一只被拆除支架的灯笼纸，回到家里，瘫散在母亲的炕上，骷髅一样的肢体，像刚被砍了脑袋的蜥蜴，在炕上翻滚抽动着，嘴里语无伦次地哀求母亲，“永信他妈，救救我，就一次，最后一次，一泡就行。”
母亲是个穷人家的姑娘，嫁到甄家做了受气的媳妇，一辈子忍气吞声惯了，感情的神经，早就麻痹了。
她无视丈夫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折腾，坐在炕稍一针一线地纳鞋底儿，像什么也没听见，直到丈夫滚爬过来，揪住她的裤褪儿哀求，才把针停在半空，抬眼扫了下丈夫：“行啊，拿钱来吧。”
难受的丈夫知道妻子在嘲笑他，对鸦片的需要让他忘记了尊严，接着哀求，“行行好，永信他妈，先拿你的手镯典了，等有了钱，就赎回来。”
包括手镯在内的金首饰，是母亲娘家把她卖到甄家换来的嫁妆，每当胡作非为的丈夫惹她不顺心时，她就会觉得，自己手腕上戴的不是手镯，而是镣铐。
母亲生气地把针别在鞋 邦上，起身下炕，没好气地说了句：“你去死吧！”
丈夫听话地翻滚到炕里面，鸡啄米似地拿头碰撞窗台，一会儿额头就鲜血淋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嘴里发出公羊被宰时的惨叫。
叫声那么凄惨，穿过窗棂绕过屋脊，传到街上。
刚从学馆放学回来的儿子，在大门口一听到叫声，心就紧缩了一下，迈过门槛时，差点儿绊了一跤，直到急三火四地穿过两道门洞，推开房门时，才稍微放心了一些，因为那会儿母亲正若无其事地往锅里淘米，眼角噙着欲滴未滴的两颗泪珠。
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打他记事时起，就隐约记得母亲眼里似乎老是噙着泪水。
“俺爹怎么啦？”儿子惊虚虚地问。
“要死啦。”母亲仍那么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儿。
常常都是这样，无论家里有什么好事或坏事，都很难从母亲脸上表露出来，以致很长一段时间，儿子都疑心母亲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并不爱他，她的表现，倒更像是这个家里的仆人，一举一动，都表现出对这个家庭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
父亲却不这样，虽说青灰色脸上素常也不流露什么感情，但言谈举止中，儿子却能体验到一种关怀，那叫父爱。
儿子没理会母亲的气话，转身来到炕前，刚看一眼炕上躺着的父亲，浑身的汗毛孔就竖立起来，刹那间觉得脑袋膨胀得像笸箩一样大，两腿觳觫，膝盖处倏然失去了支撑，依到炕沿儿，才没摔倒。
甄永信看见往日父亲油光发亮、梳理得整洁的辫子，已经披散开来，一堆乱草一样散在炕上，此时正两手薅住两绺头发，狠命地向相反的两个方向拽着，仿佛在惩罚一个被他征服了的宿世仇寇，满脸乱涂着血泪鼻涕，酷似一个蘸了血的葫芦，干柴一般的枯腿棒，不住地叩打着炕沿，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一看见儿子，父亲像见到了救星，蜥蜴一样从炕梢爬来，抓住儿子的手，不停地哀求，“救救爹，救救爹，快找大红喜，去给爹要一泡，最后一次。”
剧烈的恐惧，让儿子丧失了理智，没敢多想，转身出了家门，径直来到夫子庙西街拐角处的二仙堂。
父亲刚才说的大红喜，就在二仙堂楼上走廊西头的房间里。
从前父亲曾带他来过这里，那年他六岁，父亲领他走进正厅，和柜上的人打过招呼，就走上木头楼梯，拐过一道墙角，顺着走廊直到西头，进了用红漆漆过的房间。
房间里挂着粉色窗帘，床上罩着锦缎鸳鸯戏水床罩，床头放的不是床头柜，而是一张酸梨木雕花四角圆桌，后来听母亲说，那是父亲从家里搬来的，当时说是借给大红喜用用，后来就再也没有还回来。
屋里焚着香，但女人的粉旨气和鸦片烟味，超过了香炉里飘出的香味。
一个身穿绿底儿红边儿锦旗袍、嘴唇猩红的女人，在他刚跨过门槛时，就一把把他搂在怀里，像亲自己儿子一样拿嘴在他脸上乱亲，浓烈的脂粉味，呛得他透不过气儿，可那女人还是不停地怂恿他，“叫妈，快叫妈，给你糖吃。”
甄永信倔犟地紧绷着嘴，不肯叫妈，那女人就坐在床上，把他放在自己肉墩墩的大腿上，拿手去掏他最怕人的地方，边掏边说，“吃一个，吃一个！”
一边咯咯笑着，一边拿手做出要抻掉那玩 艺的姿势。
父亲放任这女人放肆地捉弄自己的儿子，青灰色的死人脸上微微泛出笑意，眼里流露着得意，正是这种鼓励，才没使儿子感到过分紧张。
那女人一直捉弄累了，才把他放下，拿出各色小点心，放在圆桌上，让他随便享用，自个儿就拉着父亲躺到床上，拿过一杆烟枪，对着烟灯，一人一口地享受起来。
那天的午饭，甄永信已记不清是几个菜，有哪些东西，总的感觉，像过年，临走时，女人又给他兜里塞满了糠果。
事情本来是可以瞒过去的，可是他的天真，却把事儿泄露了。
为了在母亲面前显摆，他从兜里掏出一块印花蜡纸裹着的水果糖，剥开后要塞进母亲的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