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之求书，即秦始皇“收去《诗》《书》、百家语，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后，诸子传记充牣中秘，郡国绝少传书。故河平、阳朔之间，东平思王宇来朝，上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正如罗焌在《诸子学述》所说，汉时诸子之书，藏在秘府，非其亲近，不能与目。有欲学者，求之则不得，借之则不与。是又变私学为官学，仍袭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学之衰，谓非当日君主专制之弊，吾不信也。诸子之初兴也，因周末之王纲解纽；其废坠也，因秦制之以吏为师。自余诸因，皆缘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学，直至近世，始有复兴之机。
司马氏说：“我们认为，余嘉锡的说法比较切合古书实情，持论平实公允。”所以司马氏接着说：先秦两汉的古书，往往在父传子、师传弟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尽管定型时把祖师或某一代宗师称为该书的撰人，但是作为贯穿了祖师“家法”的一家之学，实际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师弟的集体着作。
司马氏说：“先秦诸子的着述，一般都由后人编辑而成，编辑者把跟着述者有关的史事编进书中，就像后世所编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传、行状、碑志一样。”如《管子》记管仲临死及死后事，《庄子·列御寇》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等。
20世纪是简帛文献的大发现时期，大批汉晋木简、简帛佚籍大量出土。“简帛古籍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最早的古籍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阅读、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李学勤归纳了十种在简帛古籍对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佚失无存、名存实亡、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
如禅宗要集《六祖坛经》，敦煌发现的首位完整的写本较传世的宋元刻本内容要少，当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现存最早的慧昕本实际是据此本扩充改编而成。
梁阮孝绪说：“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着《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七略》搜集宋齐以来各家藏书目《七略》《七志》等，并与官修目录《文德殿书目》参校，总集众家而成。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着录有《七录》，说明南宋时此书仍有见存于世者。今仅有《七录序》流传。